伸张民权 抑制官权.doc

伸张民权抑制官权刘智峰1,苛政猛于虎“苛政猛于虎”,不受限制和制约的权力就如同放出了笼子的政治老虎,不仅会导致腐败,更会发生可怕的劣变和异化,成为野蛮的权力,暴露其吃人的本性。最近中国社会发生在政府部门和官员身上的种种极其野蛮的行为令人震撼,县长、县委书记、城管队员在行使权力时的恐怖和肆无忌惮,对法律的无知,对责任的漠视,对生命的践踏仅仅是这种行为表现突出的暴露出来的冰山之一角,是把权力的兽行一面发挥到了极至。事实上,目前政府机关和我们的官员—那些所谓的“人民公仆”和“父母官”---的野蛮化表现在各个方面:对底层民众的蔑视、对高官富豪的俯首贴耳、对公务的敷衍塞责、对正义的麻木冷漠、对权钱的趋之若骛、精神的空虚和灵魂的肮脏、分裂的人格和两面的嘴脸都和我们这个号称有五千年文明的礼仪之邦、把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党的精神和宗旨格格不入。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的经济和生活都在发生好的变化,为什么政府和官员却出现了如此令人忧虑的现象呢?如果对这种现象熟视无睹,任其发展蔓延,不但是政府的灾难,也是整个社会的灾难。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如果不能建立有效的制约权力的机制,权力就会腐烂下去---其野蛮不过是腐烂的一种表现罢了---其结果只能是遭到人民的反抗,最后被人民抛弃,如同费孝通先生在四十年代指出的:政治老虎一旦出了闸门,人只好被逼上梁山了。2权力的野蛮化使权力摆脱野蛮化,让政治权力走向文明是人类社会的复杂难题,因为人性是复杂的,有人性的一面,也有兽性的一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有克制的理性的一面,也有欲望的贪婪的非理性的一面,而政治权力的发生也恰恰是因为人类欲望的相互冲突需要有一个更高的机构来协调,麦迪逊说:人类不是天使,是天使就不需要政府。于是,一个人类至今无法解决的矛盾出现了:人民建立政府,赋予一部分人政治权力的本来目的应该是让他们代表公平与正义,他们应该是大公无私的,是去除了私心杂念的一群人,但实际上,国家一旦成立,普通人一旦成为政府官员,他们并没有彻底改头换面,成为人民希望的“无私”的“公仆”,他们仍然是人,仍然有人的欲望,有自己的私欲要满足,于是,政府这个所谓“公器”就往往堕落为为官员个人谋取私利的“私器”了。说直白了,撕开那些笼罩在所谓官员头上的各种光环—不论是多么伟大的政治家---他们都是和你我一样的有生有死、有血有肉、有家有口的平凡人,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没有来历的到世上来主持公道的神---以那样的眼光看待政治家和官员是天真的浪漫的也是不切实际的。那样去要求政府官员也是不人道不公平不合理的,他们是复杂的人不是纯洁的无欲的天使,一样有平凡人对物质利益的贪婪和各种弱点,从政和做官不过是他们的职业,是谋生的手段,既不高贵神圣,也不低贱如仆人,甚至还会因为常常受到权力带来的诱惑而面临着很大的危险。历史和传统以及国情的差异,使得东方和西方在治理权力问题上的思路和途径也不一样。西方是通过宪政和民主,用宪法至高无上的权威来约束政治权力不能跃出自己的边界---如同费孝通所说:“西洋的政治史是加强对权力的控制,使它逐渐向民意负责,那就是宪法。”用民主的选举和一套复杂的体现民意的机制来束缚人性中的缺陷—如美国神学家尼布所说:“人类的正义感是民主政治得以立足的原因,但人类不义的倾向才是民主政治必不可缺的理由。”其特点都是对权力进行主动的、积极的约束和控制,其方式是自下而上的,其原则是主权在民,宪政和民主都是民众能够参与政治生活的制度化轨道。3,中国的儒法并用如果说西方对政治权力的控制更多着眼于其“恶”的一面,则中国更多从其“善”的一面入手,其方法主要是以儒家为代表的官员自我教育,以身作则,加强自身德行的修养,以尧舜为楷模,以清官廉吏自期,如孔子在《论语》中多次强调的“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苟正其身矣,于从政者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这里应该看到,儒家的“以德治国”不仅是教化百姓,更包含着官员从道德伦理和人性的修养上自我约束的一面,如果官员能够很好地约束自己的欲望,修养自己的人格,去除私心,一心为人民,整个官僚队伍都是清洁的,那么自然就能够得到百姓的拥护,天下自然就得到了治理,达到无为而治的化境。这是中国政治的重要特点,就是贤人政治,“把政治道德化和伦理化”,如同萧公权指出的:“孔子之治术倾向于扩大教化之效用,缩小政刑之范围。其对道德之态度至为积极,而对政治之态度殆略近于消极。”进一步说,中国是以对官员良知上的自我发现和心理上的自我约束来达到限制和滥用权力的目的,它是内在的,“软”的,如同费孝通所说:“中国的政治史是软禁权力,使它不出乱子,以政治的无为主义来代替宪法。”中国人也看到了人性中“恶”的一面需要防范,其思想以荀子为代表。如果说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内在的仁”,是要求官员从内心修养上完善自我达到“仁政”的目的,荀子思想的核心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