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田历史文化大观》后记.doc

《玉田历史文化大观》后记时光飞逝,日月如棱,眨眼之间,我与文史结缘已经超过30个年头。那是1981年春天,我从集市破烂摊上买到一部光绪十年编印的《玉田县志》,尽管它已经残缺不全,还是让我高兴得如获至宝,回到家里便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阳伯雍种玉的美丽传说让我回味无穷,杨绘修筑采亭桥的义举使我感慨万千,历代先贤的业绩与精神令我心潮澎湃,玉田八景的秀丽风光引我浮想联翩……不久,我带着激情写出了2万多字的《玉田史话》,分4期发表于县文化馆主办的内部季刊《玉田文艺》上。出乎意料的是,这篇粗制滥作竟然产生了强烈反响,连载这篇文章的《玉田文艺》被读者索要一空,连样本都被“抢”走。我知道,《玉田史话》之所以受欢迎,绝不是因为我笔下生花,引人入胜,而是因为大家急于了解家乡的旧事,都想一睹玉田先民的风采。这种现象促使我坚定了一个信心: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有责任对家乡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把更准确、更丰富、更全面的信息传播到千家万户。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我与文史结下了不解之缘。30年来,我千方百计搜集、积累玉田史料,从未间断。我反复阅读旧县志,在受益匪浅的同时,也产生了几多遗憾。因为旧县志对许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记载比较简略,有的甚至是一提而过,读起来很不解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认真流览了“二十四史”、《水经注》、《方舆纪要》、明清各朝《实录》等古籍,见到有关玉田县的记载便一字一句地抄录下来。学会电脑上网后,我又充分发挥搜索引擎的功能,反复搜索有关史料,收获甚丰。经过长期努力,我对玉田历史的了解远远超出旧县志的记载。比如,我弄清了“阳伯雍种玉”的来龙去脉,辨明了“玉田胭脂稻”的前世今生,挖出了“玉田八景”的厚重底蕴,掌握了数十位历史名人的生平业绩。对发生在玉田境内的一些历史大事,比如明朝永乐年间的“移民实北”、明朝末期的战火纷飞、清朝初期的“跑马占圈”、“康乾盛世”的繁荣兴旺,也有了比较清楚、比较深入的了解。与此同时,我还研读了新中国成立后编纂的新县志、县政协编印的《玉田文史资料》(共6集)、县委党史办(今名党史研究室)编印的《玉田革命史》、《玉田革命史资料》(共4集)、县民政局编撰的《玉田县地名地》等等,这些书刊是新中国史志工作者辛勤劳动的结晶,也是全面解读玉田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资料库。把上述书刊的所有内容加在一起,是不是玉田历史的全部?显然不是。实践证明,还有许多珍贵史料保存在民间,玉田历史上的不少空白,必须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采访予以弥补。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起,我就自觉地开始了对净觉寺的研究,多次在市报、省报发表文章予以介绍。令我记忆犹新的是,当我研读净觉寺的碑文时,在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发现了一条重要信息——清朝道光年间重修净觉寺时担任“监造”之职、“并掌泥木石画四作”的建筑师是王翠峰。我觉得,这位建筑师绝对是位高人,必须弄清他的生平事迹。于是我顺藤摸瓜,多方查访,终于在1985年结识了王翠峰的五世孙王永山(已故),从他嘴里,我触摸到王翠峰灵巧的双手和崇高的心灵,收获了一份珍贵的史料。又如,一位文化站工作人员向我介绍,清末民初,城北黄庄子村的李氏父子曾在北京组建庆民升影戏社。我惊喜非常,紧抓不放,先后亲访了李脱尘的族弟李连源和他的徒弟张广志。虽因种种原因,调查走访远不够细致深入,留下诸多遗憾,却也收到了积极的成果。我撰写的《李脱尘与庆民升影戏社》一文,先后发表于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