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三十年.doc

两声欢呼,一声倒彩——《万历十五年》三十载印象记徐卫东按:本文在《南方都市报》发表时有删节,这里是在原稿基础上修改而成,传上来供大家参考。摘要:《万历十五年》可以说是很多中国人的启蒙书,这种启蒙,有多种面向:历史观,写作范本,组织管理学乃至对社会政治的观察等等。本文梳理评论该书三十年流布过程,对《万历十五年》的深远影响做了一个鸟瞰式的考察;针对黄仁宇历史观中遭受曲解、误解的部分进行分析,并辨析了其中核心词汇“数目字管理”的真实含义。关键词:黄仁宇历史观《万历十五年》数目字管理1986年,徐友渔等人到英国留学,大使馆发了一本书,说:“你们以前学习的历史不完全代表真实的历史……现在国门打开了,如果你们和外国人说话,是会闹大笑话的。”这事让徐“一辈子都能记得住”,因为“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以前对中国学生灌输的历史知识是多么地片面、多么地有问题、多么地苍白无力!”时至今日,虽然灌输式历史教育依旧存在,但历史阅读却已发生巨大的变化。在这一改变中引潮流之先的,是一本篇幅不算很大的历史书:美籍华人黄仁宇所撰《万历十五年》。自1978年黄委托朋友联系国内出版社算起,至今三十年,这本书毁誉随之而誉日盛。回顾本书三十年印象,借黄仁宇的话来说,是“两声欢呼和一声倒彩”。两声欢呼第一声欢呼来自于中文版出版过程中的关键人物。第一位应属黄仁宇1937年就读长沙临大的校友俞哈维。俞任职IBM,还是华人赫逊河中部联谊会的会长。他可能是最早看过《万历十五年》的人,并在联谊会上讨论过这本书。1978年夏,俞到中国,黄委托他寻找《万》的出版商。要知道,该书英文版(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因其风格独特而在英美出版界处处碰壁,中文版是黄一个秘而不宣的希望。这个希望不曾落空,俞在北京的亲戚黄苗子愿意将之推介给中华书局。1978年的中国刚从文革的阴影中走出,能否接受一个外国人的著作尚是问题,此问题可以严重到关系所谓的“政治立场”。黄苗子于1979年5月23日致信中华编辑傅璇琮推荐《万》稿,虽然傅提出“原则上接受出版”,但“怕肯定得太过分,出政治问题”,而一位书局领导则认为“何必出外国人的书”,“不宜接受”。幸亏副总编辑赵守俨一语定乾坤,《万》稿才得以出版。可据黄仁宇自述,早在1979年3月27日,俞电话告知他中华“原则上同意出版这本书”。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黄苗子受托推荐书稿的事情还有两人知晓,金尧如和陈翰伯。这两位都是阅历丰富的老革命,金任职商务印书馆(1978年底改任香港《文汇报》总编辑,后因故去国),陈为出版局代局长。金对黄苗子说,只要稿子可用,就尽快出版,“这样做将对国外知识分子有好的影响”,而且陈也同意他的主张。金、陈两位的意见自然分量较重,傅璇琮的审稿报告就说:“对于外籍学者,国内能出一本书,能产生好的影响。”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黄仁宇能提前得悉中文版的命运。第二声欢呼当然始自《万历十五年》出版之后。1982年5月,《万》上市。人们初读之下,可谓有“惊艳”之感。读者群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广泛性:从学者到学生,从作家到企业家,都从《万》中读出了味道。一般人的印象,《万》问世之初没有在大陆史学界引起什么积极的反响。这不太准确。社科院研究员刘志琴(1960年复旦历史系毕业)说,这本书“在中华书局出版不久,我就读了这本著作,并深深地为这新颖的题材和写法而吸引”,“这本书像是闯出来的一匹黑马,不容得人们不正视。怎样评价这本书一度成为明史学界颇有争议的话题”。能在学界成为一个话题,可见是引起了多大的关注,内中必有一些肯定性的意见。日本就实大学教授李开元回忆:“八十年代,我初读《万历十五年》时,惊异于历史还可以这样表现,俯心低首引为模范表率,与诸位致力于新史学的同道相互激励,有意一起来开创新的史学的未来。”这是一群活跃在北京高校的青年学者,有李零、阎步克、刘北成、高王凌等人,在八十年代中期“史学危机”的呼声中曾试图在史学研究方法和思路上有所突破。随着时间流逝,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公开谈论《万》,如商传、萧功秦、赵世瑜、樊树志、毛佩琦等,很多人还不止一次推荐。可以说,《万》在大陆史学界逐渐得到认同。八十年代高校里的学生,尤其是研究生,很多人对《万》“一见钟情”。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学勤那时在陕西师大历史系读研究生,他说:“初读《万历十五年》,如受电击,至今记忆犹新。”科技史学者江晓原的回忆更有意思:“1982年我正在读硕士研究生……我读了许多前人的论文,不幸的是它们经常令我昏昏欲睡……‘难道我也要以写这样的东西为业吗?’我多次暗暗自问,感到有些沮丧。就在这彷徨犹豫之际,《万历十五年》出现了,它象一盏指路明灯,让我看到,学术文本其实还可以这样写!这坚定了我选择学术生涯的信心。”华东师大紫江特聘教授许纪霖曾对媒体坦言,他在读政治思想史研究生时读到《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