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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的辩论苏珊·桑塔格黄灿然译自《同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二00二年四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终于对数不清的掩盖色魔神父的事件被揭露所制造的丑闻作出反应,他对被召去梵蒂冈的美国红衣主教们说:“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也许会有瑕疵,但它的美依然保存着;这是任何理智上诚实的批评家都能分辨的真理。”教皇把天主教会与一件伟大的——即是说,美的——艺术作品相提并论,是不是太怪了?也许不是,因为这种空洞的比较使他可以把令人憎厌的恶行变成好像是默片拷贝上的刮痕,或覆盖在一幅古典大画家的油画表层上的龟裂缝,也就是我们下意识地略去或掠过的瑕疵。教皇喜欢神圣庄严的理念。而作为一个表示(像健康)某种无可争辩的优点的术语,美一直是作出应急的评价的永久资源。然而,永久并不是美的较明显的属性之一;对美的沉思,如果是经验丰富的话,也许会充满感染力,莎士比亚在很多十四行诗中便很懂得发挥这种戏剧效果。日本传统上对美的颂扬,例如年度观赏樱花盛开的仪式,是深含哀伤的;最激动人心的美是最短暂的。要使美在某种程度上不消亡,就需要在观念上做很多修补和改变,但不消亡的这个想法实在太诱人、太强烈,根本不应该用称赞更高级的美的化身来糟蹋它。于是扩充美的概念,顾及各种美,带形容词的美,安排在一个由递升的价值和不受腐蚀所构成的天平上,使用各种隐喻(“心智美”、“精神美”),这些隐喻都优于被普通语言颂扬为美的东西——感官愉悦。脸孔和身体这种较不“高洁”的美,依然是最常被访问的美的场所。但我们怎么也想不到教皇在为几代神职人员性侵犯儿童和为保护性侵犯者而寻找借口时,竟会唤起那种美感。更重要的——对他重要——是“更高级”的艺术之美。不管艺术对感官而言在多少程度上是一个表面的问题和接受的问题,它一般都在“内在”(相对于“外在”)美的领域获授予荣誉公民称号。美似乎是不可变的,至少当它体现——固定——在艺术形式中的时候,这是因为美作为一个理念、一个永恒的理念,是在艺术中获得最佳体现的。美(如果你选择以那种方式使用这个词)是深刻的,而不是表面的;有时是隐藏的,而不是明显的;安慰人的,而不是扰乱人的;不可摧毁的,例如在艺术中,而不是转瞬即逝的,例如在自然中。美,那种约定性的高洁的美,是永存的。美的最好的理论,是其历史。思考美的历史意味着聚焦于美在特定社群手中的运用。把美当作无可挑剔的表扬和安慰来使用,不啻是提供某种保障,而按其领导人的意思致力于铲除被视为有害的纷至沓来的创新观点的社群,是不会对修改这保障感兴趣的。难怪约翰保罗二世——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个受保护受维护的机构——谈起美这个理念就像谈起好人这个理念一样自在。同样似乎不可避免的是,在差不多一百年前,当那些与美术有关的最具威望的社群献身于激烈的创新计划的时候,美便在那些被诋毁的概念中首当其冲。美在创新者和标新者眼中只能是一种保守标准;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Stein(1874—1946),美国女作家。说,把一件艺术作品称作美,意味着它已死。美的意思已变成“无非”是美罢了:再没有更乏味或市侩的恭维了。在其他领域,美依然是主宰,不可抑制。(又怎能不是呢?)当臭名昭著的爱美者奥斯卡·王尔德在《谎言的衰朽》中宣布“如今,没有任何真正有文化的人……会谈论落日之美。落日已很落伍了”时,落日在这痛击下顿时晕头转向,然后又稳住了。当艺术也同样被召唤去赶时髦时,却没有稳住。作为一个艺术标准的美被缩减,远非表示美的权威的衰落。反而是见证了对还存在一种叫做艺术的东西的信仰的衰落。即使当美是艺术中一个无可置疑的价值标准时,它也是通过求助于某一别的特质而被从侧面来定义的,这特质被假设为某一美的事物的精髓或必要条件。定义美,无非是颂扬美。例如,当莱辛GottholdEphraimLessing(1729—1781),德国文艺理论家和剧作家。把美等同于和谐时,他是在就卓绝或令人倾倒的事物提供另一个总看法。由于缺乏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定义,人们便假设有一种衡量艺术中的美(也即价值)的器官或能力,叫做“品味”,以及有一批由有品味的人鉴定的正典作品,这些人是更精妙深奥的满足的追求者,是鉴赏的行家。因为与生活中的美不同,艺术中的美被假设不一定要明显、昭然、易见。品味的问题在于,不管品味在多大程度上是各个时期的艺术爱好者社群内大范围的共识的结果,它都是源自对艺术作出的私人性质的、即时的、可撤回的反应。而那种共识,不管多么坚定,也无非是局部的。为了纠正这个缺陷,康德——一位虔诚的普遍化者——提出一种以通用而持久的可辨识的原则作出“判断”的独特能力;被这种判断能力合法化的品味如果得到恰当反映,应为人人所共有。但是,“判断”并不具备它意图达至的提高“品味”或在一定程度上使“品味”更民主化的效力。首先,作为有原则的判断的品味是很难实施的,因为与易变的、经验式的品味标准不同,判断与被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