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诡道.doc

摘要:诡道是孙子兵法中的核心观念,它代表了兵法的基本原则,而且体现了孙子对天道的独特理解,把它置入先秦思想嬗变的背景中加以考察,不仅有助于把握孙子兵法的精义,而且还可以深化对古代哲学中天道观的全面理解,对于正确解读孙子兵法及中国传统哲学都具有积极意义。关键词:诡道;天道;境域;诚明;生生孙武是春秋末期齐国人,活动于公元前6世纪末至前5世纪初,约与孔子同时。他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得到重用,对于吴国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崛起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司马迁所评价:“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1]孙子所著的兵法十三篇成为世界军事思想的典范,他是兵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齐文化的重要代表,对齐鲁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长期以来,孙子兵法被视为是对以往战争规律和战争艺术的总结,主要从军事斗争角度加以研究。实际上,孙子兵法之所以能够经受得住历史的考验,两千余年来在军事思想领域独领风骚,恰恰因为它不单纯是现代军事科学意义上对军事斗争经验的归纳与概括,而是深深根植于先秦丰厚的思想文化土壤中,具有极其深邃的哲学意蕴。孙子思想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没有仅仅把兵法作为关于战略战术的战争技艺,而是揭示了兵法中蕴涵的天道盈虚变化的消息,鲜明地指出:“兵者,诡道也。”[2]认为兵法的本质是天道的一种特殊显现方式——诡道,把兵法提升至“道”的形上高度,揭示了兵法与天道的内在联系,并且标志着先秦天道观从诚道到诡道、从生道到杀道的重大转折,从而使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军事领域,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发展中占有重要位置。一“道”是中国哲学的核心范畴,代表着中国古代哲人对终极实在的独特理解,是中国古代思想终极形式的必然体现,它作为哲学观念成熟于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而其主要来源则是周文化的天道观。周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敬天保民,周人对天地和世间所构成的原初境域有敏感而深刻的体悟,他们不追求西方传统哲学意义上的抽象实体或超时空的主宰,而是认为天地万物从根本上相互依靠、相互引发,活生生地共存于境域化的自然之中,这是原初的本真状态。周人据此形成了天命靡常、天人感应、天人相通的观念,在他们的心目中,作为宇宙主宰力量的“天”越来越境域化、自然化了。“道”实际上是“天”的纯观念化、思想化的表达,因此自周以来,中国古人力求去理解的终极实在就是时机化、境域化的天道。这一思想传统被后世道家和儒家继承与阐发,成为中国文化精神的主流。周文化天道观的基本内涵是生生之道与诚明之道。周人把“天”视为国家兴衰与人文化成的终极依据,具有无比崇高和神圣的地位。天首先是生命的源泉,它创化、滋养万物,所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3]天子或君主只有效法上天的生生之道,关注民生疾苦,保证人民生活的富足与安乐,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才可称之为顺应天道的善政,“德惟善政,政在养民。”[4]因此,周朝效法天地之道,提出“六府三事”,即“金、木、水、火、土、谷”和“正德、利用、厚生”,作为治天成,六府三事允治。”[5]周人强调对天命的体察与顺应,对它怀有无比的尊崇与敬仰之情,如《尚书》中所说:“顾寔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袛。”[6]但这种神圣性情感并未导致宗教性的崇拜,因为作为终极境域的“天”即非实体化、对象化的本体,也不是偶像化的人格神。中国古人总是直面宇宙与人生的实相,不像西方人那样人为构造出人与自然、人与神、本体与现象的对立,然后再通过宇宙论的解释和对人格神的崇拜来解决这种分裂,由此在中国文化中避免了西方式的概念形而上学和宗教神秘主义。周人对于天的崇敬不是寻求超自然神灵的庇护,而是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与四时合序,天然地生存于天地和世间所构成的原初境域之中,这种诚敬之情是天然而且由衷地发乎本心,并提升为一种内在的诚明之境。中国文化自古形成反躬内省的特点,古代圣贤都以顺天应人、仁民爱物、合于天道惕厉后人,如尧舜在禅让时都告诫后继者:“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四海困穷,天禄永终。”[7]古代政治领袖在面临登基、祭祀、征战、迁都等关系国运的大事时,都要对天鉴明自心,如商汤所说:“尔有善,朕弗敢蔽;罪当朕躬,弗敢自赦,惟简在上帝之心。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8]周武王亦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9]都反映出无愧于天地、代民受过的道义责任感与至诚之心,它源于对天道的深切体察,天道落实于人心,体现为一种诚明之道。周人又有“绝地天通”[10]的观念,认为天人不能直接交流,需要通过一些特殊的人即巫、祝、史官、儒者来沟通,孔子、老子均出身于此。由于这一阶层的存在,“道”在思想中的地位逐步凸现,道是他们对天人之际的深刻理解,是沟通天人的必由之径,“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11]老子和孔子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