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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应“默契同时单边主义”美国智库“东西方研究所”最近向美国对外决策部门递交了一份名为《穿针引线》的政策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在保持现有的对台政策框架不变的情况下,“精确调整对台出售武器规模”。这是美国智库首次把针对美国政府的有关中美核心问题的具体政策建议公布于众。在当前中美关系正进入微妙变化之际,这一报告引起中美及亚太战略界高度关注,被认为很可能带来中美关系的“一大步”。东西方研究所是美国冷战后期成立的旨在推动西方与苏联对话的独立智囊机构。冷战后,主要致力于促进美国及西方与中国等新兴大国之间的对话,是美国具有官方背景、对政府决策有重要影响力的智库之一。该研究报告执笔人方大为(,方大为是其中文名)是东西方研究所副总裁和高级研究员,曾任美国国务院主管亚太的官员。方大为12日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表示,如果在这一问题上的外交政策调整能实现,将是美中“默契的同时单边主义”朝着积极的方向进了一步。“默契的同时单边主义”环球时报:您提出的“默契的同时单边主义”是什么意思?方大为:我们在政策建议方面,引入了全新的“同时单边主义”这一战略外交新概念。以往,由于美国对台湾的六项保证政策,以及双方“信息不对称性”,中美在这方面的沟通不会走很远。我们新提议的实质,有一些美中学者称为美国对台湾出售武器实行“封顶限制”:中美双边在几乎相同的时间,有默契地同时采取单边的政策行动。这样的策略有利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落实,因为双方是几乎同时行动的,任何方面都不能指责中美之间做了一个“政治交易”。此外,就对等安排而言,我们建议美国减少对台售武的实际交付规模,根据通货膨胀调整,,(大体相当于30年前的水平)。同时,我们希望看见中国在东南沿海部署的瞄准台湾的短程导弹的数量能够削减1/5。因为这是存在默契的各自单边的行动,因此,对中美的外交决策部门而言,他们还是有信心各自后退一步,同时,在实际上,把美国对台出售武器的争执矛盾化解并在外交上向前推进一步。就我们这份报告而言,我们研究和分析了美国武器出售,特别是美国实际支付给台湾武器的所有数据,此前没有人系统地接触过和研究过这些数据。我们对美国对台售武规模的上限给出具体的量化建议,而且根据中美1982年的联合公报的原则作出具体的调整。当年签署1982年中美联合公报的前国务卿舒尔茨就认为,这项研究让中美间的这个核心议题首次“公之于众”,不再神秘。环球时报:您认为,从美国的立场角度看,真的能够实现这种“默契的同时单边主义”吗?方大为:就我们的政策提议而言,我们与华盛顿、北京、台北的圈内人士征询了意见与看法,特别是和支持这个政策与强烈反对这个政策的人士征询了意见。多数人士的反应是平静与平和,没有什么特别激烈的反应。当然也有一些人担忧,任何关于美国减少对台出售武器的决定都有可能打破整体的势力均衡,可能会给中国大陆与台湾方面都发出一个错误的、象征性的信号,误以为美国在减少对台湾的承诺。曾有不少国际问题观察家问我们,是否“商业利益”是美国对台出售武器政策的主要驱动力,我们不这样认为。但是不是考量的一个因素?也的确是。是否是决定性的驱动力?目前不好说。事实上,我们认为中美台三方关系的驱动力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巨大的“意识形态”差异。只要这样巨大的政治与制度方面的差异继续存在,美国对台出售武器就会继续。在两岸政治与社会制度完全不同的情况下,从中独立分离出一个美国对台售武的“终极解决”方案是难以实现的。环球时报:您这份报告中所反映的政策建议是各方的真实想法吗?方大为: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对华盛顿、台北与北京圈内最资深的外交与战略家进行了咨询与沟通。这个过程是有君子保密协定的,否则,他们都不会说真话,不会分享深刻的见解。所以,我不能点出具体的名字。但各方的观点在报告中都有反映。总体而言,各方都公平认真地倾听,并保持开放的态度。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任何人,无论从北京,还是台北与华盛顿,否定我们,企图阻止我们的努力,让报告“挂掉”。环球时报:根据您对美国外交决策过程的熟谙,您认为你们的建议能得到最终的政策落实吗?方大为:我们的研究报告做了具体的可行的政策建议,并传递给了中美有关方面。据我所知,华盛顿与北京的有关方面都收到了报告,并进行了针对性的研究。在华盛顿,关于政策行动的具体方案归属于美国的一些政府行政部门主管,比如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要美国总统拍板。尽管美国国会不是主要决策主体,但计划需要国会正式批准的。我们尊重美国国会在这个问题上的角色与感受,并通过努力,使美国国会领导人对我们的政策提议“事先知情”。与此同时,我们向中国有关部门官员就研究结论与建议做了通报。中方如何评价与对待是中国的事情。不过,就我们所知,中方对我们的提议给予了高度重视。“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