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谍战:戴笠与日本特工王交锋实录淞沪战争期间,戴笠在上海指挥战地调查活动,组建苏浙行动委员会及别动队等,这还都是公开或半公开的特工活动。除此以外,他还秘密领导了一场与日本特工之间进行的间谍与反间谍斗争,这完全是一场高水平的斗智斗勇的较量。较量首先是从与上海日本东亚同文书院的间谍斗争开始的。 1937年9月中旬,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先生向戴笠推荐了两名上海大学毕业的高材生程克祥、彭寿,并说程、彭二人愿意为反间谍斗争作出贡献。特工战线本是一个风云诡谲、变幻莫测的战场,以戴笠之精明和谨慎,当然不会仅仅依靠一位学者先生的判断和推荐,就吸收运用两个素不相识的反间谍人才。于是,戴笠指令由文强当面去法租界拉都路章乃器先生寓所与程、彭二学生洽谈,意在对其进行考察。文强经过了解,得知程、彭与章乃器先生是师生关系,因出于爱国心,愿意利用与东亚同文书院中某教授的特殊关系,打入同文书院及虹口地区和日本海军俱乐部,搜集日方情报,贡献给淞沪抗战。东亚同文书院是一个以日本陆军为后台的日谍巢穴,成立于1887年,原名叫日清贸易研究所,其实是打着“研究”的旗号,开展以军事目的为出发点的情报调查活动。内容一是调查中国的市场和财政经济,二是调查中国的地理、政治、军事等问题。调查的项目非常细致,仅以地理而言,包括主要公路的长度、宽度、路面结构;桥梁的长度、建筑材料、载重量;渡口的运量及河面的宽度等都要一一调查清楚。调查材料分别登载在该书院办的《支那研究》杂志和《支那省别全书》、《兵要地志》等书中,送日本陆军统帅部参考掌握。调查人员以日本留学生为主,并有一些军事人员参与。当时日本首相近卫文磨的大儿子近卫文隆受其父的派遣在同文书院任职,在中国各界高层人物中收买汉奸。他们的足迹遍及全国,甚或云贵等省的边远乡村也去,足见其调查情报之深入。程克祥、彭寿本是受东亚同文书院运用的人员,但淞沪战起,两人激于尚未泯灭的爱国心理,更是受恩师章乃器的教诲和影响,决定利用与东亚同文书院的关系,搜集一些日方的情报,为抗日救国做些工作。其意亦有脚踏两只船的想法,借此了解一些中方抗战的活动,提供给紧追不舍的东亚同文书院。为达到这一目的,程、彭向文强提出:需成立一个取其“以文会友”之义的“文友社”组织,以作掩护,由程、彭分任社长、经理,聘用男女记者五六人,并相应地解决1所独立的3层楼房、备用金1万元法币、小轿车1部及司机等。戴笠听取了文强的汇报,经过一番深思,对文强说:“此事唯恐章乃器先生书生学者上当,我们也得谨防反间之计,看情况只能将计就计,反正在租界上谅也跳不出我们的手心。”于是,戴笠当即批准了程、彭所提的全部条件。淞沪战争期间,戴笠对时间的计算完全不以“天”为单位,而是以“小时”、甚至“分钟”来计算的。他限令文强连夜将“文友社”的编制预算定下来,上报备案。又限其3日内将“文友社”这座反间谍巢穴布置起来,开展活动。然后戴笠、文强设计一步一步地与程、彭二人斗智,逼其就范。第一步,文友社成立后,戴笠、文强设计如何将特务处的特工人员不露任何痕迹地打进去,以控制这座反间谍机关的主动权。首先,戴、文决定派遣黄埔六期出身的特务、杭州警察局指导员王树人当一名文友社的看门人兼收发,实际是这座机关的我方特工总负责。因王是瘸脚,处处又装出一副无所作为、任人训斥笑骂的司阍模样,不但文友社的程、彭和日方间谍毫不起疑,就是戴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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