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突围.doc

苏辙说的那句话:“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他太出色、太响亮,能把四周的笔墨比得 十分寒伧,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点狼狈,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后你一拳我一脚地糟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这场可耻的围攻中,一些品格低劣的文人充当了急先锋。 例如舒[dan3](应为澶字去掉氵--输入者注)。这人可称之为“检举揭发专业 户”,在揭发苏东坡的同时他还揭发了另一个人,那人正是以前推荐他做官的大恩人。这位 大恩人给他写了一封信,拿了女婿的课业请他提意见、辅导,这本是朋友间非常正常的小事往来,没想到他竟然忘恩负义地给皇帝写了一封莫名其妙的检举揭发信,说我们两人都是官员,我又在舆论领域,他让我辅导他女婿总不大妥当。皇帝看了他的检举揭发,也就降了那个人的职。这简直是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就是这么一个让人恶心的人,与何正臣等人相呼应,写文章告诉皇帝,苏东坡到湖州上任后写给皇帝的感谢信中“有讥切时事之言”。苏东 坡的这封感谢信皇帝早已看过,没发现问题,舒[dan3]却苦口婆心地一款一款分析给皇帝 听,苏东坡正在反您呢,反得可凶呢,而且已经反到了“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 无不愤惋”的程度!“愤”是愤苏东坡,“惋”是惋皇上。有多少忠义之士在“愤惋”呢? 他说是“无不”,也就是百分之百,无一遗漏。这种数量统计完全无法验证,却能使注重社 会名声的神宗皇帝心头一咯噔。 又如李定。这是一个曾因母丧之后不服孝而引起人们唾骂的高官,对苏东坡的攻击最 凶。他归纳了苏东坡的许多罪名,但我仔细鉴别后发现,他特别关注的是苏东坡早年的贫寒出身、现今在文化界的地位和社会名声。这些都不能列入犯罪的范畴,但他似乎压抑不住地对这几点表示出最大的愤慨。说苏东坡“起于草野垢贱之余”,“初无学术,滥得时名”, “所为文辞,虽不中理,亦足以鼓动流俗”,等等。苏东坡的出身引起他的不服且不去说 它,硬说苏东坡不学无术、文辞不好,实在使我惊讶不已。但他不这么说也就无法断言苏东坡的社会名声和世俗鼓动力是“滥得”。总而言之,李定的攻击在种种表层动机下显然埋藏 着一个最深秘的原素:妒忌。无论如何,诋毁苏东坡的学问和文采毕竟是太愚蠢了,这在当时加不了苏东坡的罪,而在以后却成了千年笑柄。但是妒忌一深就会失控,他只会找自己最痛恨的部位来攻击,已顾不得哪怕是装装样子的可信性和合理性了。 又如王[王圭]。这是一个跋扈和虚伪的老人。他凭着资格和地位自认为文章天下第 一,实际上他写诗作文绕来绕去都离不开“金玉锦绣”这些字眼,大家暗暗掩口而笑,他还 自我感觉良好。现在,一个后起之秀苏东坡名震文坛,他当然要想尽一切办法来对付。有一次他对皇帝说:“苏东坡对皇上确实有二心。”皇帝问:“何以见得?”他举出苏东坡一首 写桧树的诗中有“蛰龙”二字为证,皇帝不解,说:“诗人写桧树,和我有什么关系?”他 说:“写到了龙还不是写皇帝吗?”皇帝倒是头脑清醒,反驳道:“未必,人家叫诸葛亮还 叫卧龙呢!”这个王[王圭]用心如此低下,文章能好到哪儿去呢?更不必说与苏东坡来较 量了。几缕白发有时能够冒充师长、掩饰邪恶,却欺骗不了历史。历史最终也没有因为年龄把他的名字排列在苏东坡的前面。 又如李宜之。这又是另一种特例,做着一个芝麻绿豆小官,在安徽灵璧县听说苏东坡以 前为当地一个园林写的一篇园记中有劝人不必热衷于做官的词句,竟也写信给皇帝检举揭 发,并分析说这种思想会使人们缺少进取心,也会影响取士。看来这位李宜之除了心术不正之外,智力也大成问题,你看他连诬陷的口子都找得不伦不类。但是,在没有理性法庭的情况下,再愚蠢的指控也能成立,因此对散落全国各地的李宜之们构成了一个鼓励。为什么档次这样低下的人也会挤进来围攻苏东坡?当代苏东坡研究者李一冰先生说得很好:“他也来 插上一手,无他,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官,若能参加一件扳倒名人的大事,足使自己增重。”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这种目的确实也部分地达到了,例如我今天写这篇文章竟然还会写到李宜之这个名字,便完全是因为他参与了对苏东坡的围攻,否则他没有任何理由被哪怕是同一时代的人写在印刷品里。我的一些青年朋友根据他们对当今世俗心理的多方位体察,觉得李宜之这样的人未必是为了留名于历史,而是出于一种可称作“砸窗了”的恶作剧心理。晚 上,一群孩子站在一座大楼前指指点点,看谁家的窗子亮就拣一块石子扔过去,谈不上什么目的,只图在几个小朋友中间出点风头而已。我觉得我的青年朋友们把李宜之看得过于现代派、也过于城市化了。李宜之的行为主要出于一种政治投机,听说苏东坡有点麻烦,就把麻烦闹得大一点,反正对内不会负道义责任,对外不会负法律责任,乐得投井下石,撑顺风 船。这样的人倒是没有胆量像李定、舒[dan3]和王[王圭]那样首先向一位文化名人发难,说不定前两天还在到处吹嘘在什么地方有幸见过苏东坡、硬把苏东坡说成是自己的朋友甚至老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