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多余的话.doc

单世联 1935年6月18日,曾为党的主要领导人的瞿秋白被国民党军枪决于福建长汀。刑前成诗一首: 1935年6月17日晚,梦行山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方欲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谳,乃狱中言志耳。秋白绝笔。革命需要烈士表现其神圣性,先烈们留下无数遗书,已经公开的大多是表忠心、呼口号,从容赴死,慷慨成仁,只有瞿秋白在临死前留下了一篇忏悔录《多余的话》,言近旨远,归趣难求,而其彻底的坦诚,直令其同志怀疑他是革命的叛徒。《多余的话》的部分内容于1935年8、9月由国民党“中统”主办的《社会新闻》首先发表;1937年《逸经》半月刊第25、26期全文刊载;1991年人民出版社以“附录”的形式收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七卷,编者交代:“《多余的话》至今未见到作者手稿。从文章的内容、所述事实和文风看,是瞿秋白所写;但其中是否有被国民党当局篡改之处,仍难断定,故作为‘附录’收入本卷,供研究者参考。”这是49年后大陆最权威的版本,它与《俄乡纪程》、《赤都心史》等均为瞿秋白的自传。1俄文 1916年底,瞿秋白决计走出已经破灭的家庭,离开常州另寻出路。先是到武昌,然后到北京,最初想按自己的理想进北京大学研究中国文学,但交不起学费;去考普通文官,又名落孙山,只好于1917年9月“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去进”。(瞿秋白,1991:695)当时他没有意识到,这将决定他终生的命运。假如他没有离开常州;假如他安心在武昌的外语学校学英文;假如他进了北大或考上文官,也就没有他后来的一切。偶然的选择决定了他终生的被选择: 因为他懂俄文,所以有机会去了俄国。1920年8月,北京《晨报》请他做派往莫斯科记者,由此开始了他身体上和思想上的俄乡之旅。因为他在俄国,所以有机会参加共产党。1921年春,其同乡、同学张太雷赴俄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介绍他加入共产党;“在当时的莫斯科,除我以外,一个俄文翻译都找不到。因此,东方大学(共产国际培养中国革命干部的学校──引按)开办中国班的时候(1921年秋),我就当了东大的翻译和助教;因为职务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不得不研究些”。(瞿秋白,1991:697)1922年底,陈独秀赴俄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瞿担任他的翻译,受到陈的赏识,并随陈回国。次年6月,在党的“三大”上,被陈提拨为中央委员; 因为他有过在俄国的政治经历,所以1927年斯大林决定由他来代替陈独秀,充当他在中国的代理人。偶然性在人生中的作用,因人而异。瞿之所以一再说自己成为中共领袖是“历史的误会”,首先就在于他的命运是由懂俄文这一偶然因素引领的。惟其偶然,所以被动;惟其被动,所以勉强。“正因勉强,所以也永久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一个脆弱的二元人物”。 2无路可走偶然因素之所以能决定瞿秋白的一生,原因之一,是他无路可走。瞿秋白生于江南“衣租食税”的绅士之家,世代读书做官。但传统政治/文化秩序解体之后,读书晋仕之路已失而新生之路不明。“现在呢,小官僚已半文不值了,剥削方法换了,不做野蛮的强盗(督军),就得做文明的猾贼(洋行的买办);士的阶级已非‘官吏’所能消纳,迫而走入雇佣劳动者队里。”(瞿秋白,1985:210)然而,多数绅士不能完成这一转换,昔日“治人之君子”固然不能放下轻高的姿态,“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也无法从事体力劳动。瞿的父亲就是这种人的代表:生性善良却懦弱无能终至一生潦倒。于是,他的家庭就只能日渐穷困、靠借债和典当来勉强糊口了,贫贱交加之中,他的母亲吞火柴头自杀。家庭悲剧所启示的,第一是人情凉薄和礼教的虚伪。经济上的破产使得曾经笼罩着温情的家族制度破产:“好的呢,人人过一种枯寂无生意的生活。坏的呢,人人──家庭中的分子,兄弟,父子,姑嫂,叔伯──因经济利益的冲突,家庭维系──夫妻情爱关系──的不牢固,都面面相觑戴着孔教的假面具,背地里嫉恨诅咒毒害,无所不至。”(瞿秋白,1985:14─15)因为父亲的无能,瞿秋白之家在大家族内部常受欺负,甚至被逼搬家。瞿母死后,亲友们无人吊唁。革命者的无情是因为他们没有或很少体验到人间真情,革命的世界观反映了也强化了革命由以产生的现实情境。第二是否定了传统绅士那种重体面、尊性灵的价值观,形成了一切从实际经济状况出发的“世间的唯物主义”。传统绅士阶层凭依知识而获得身份和生活资源,为全社会生产价值系统与文化符号。由于他们远离世俗物质生产,并且其社会使命也需要他们有一定程度的超越,所以无论他们的个性气质、生活世界还是他们的知识产品、生命追求都有一定超越物质计较甚至是反功利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