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 多余的话.doc

瞿秋白:多余的话“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何必说? ——代序------------------------------------------------------------------------ 话既然是多余的, 又何必说呢?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 余剩的日子, 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就是有话,也是可说可不说的了。但是, 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 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 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而且,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远做不好, 手里做着这个, 心里想着那个。在当时是形格势禁, 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 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虽然我明知道这里所写的, 未必能够到得读者手里, 也未必有出版的价值, 但是, 我还是写一写罢。人往往喜欢谈天,有时候不管听的人是谁,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呢! (一九三五·五· 一七于汀州狱中) ------------------------------------------------------------------------ 历史的误会我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孑然一身跑到北京,只愿能够考进北大,研究中国文学, 将来做个教员度过这一世。什麽“治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 坏在“读书种子”爱书本子, 爱文艺, 不能安分守己地专心于升官发财。到了北京之后, 住在堂兄纯白家里, 北大的学膳费也希望他能够帮助我——他却没有这种可能, 叫我去考普通文官考试, 又没有考上, 结果, 是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去进。这样, 我就开始学俄文(一九一七年夏) ,当时并不知道俄国已经革命,也不知道俄国文学的伟大意义,不过当作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一九一八年开始看了许多新杂志,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可是, 根据我的性格, 所形成的与其说是革命思想, 无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所以最早我国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几个朋友组织《新社会》杂志的时候, 我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五四运动期间,只有极短期的政治活动。不久, 因为已经能够查着字典看俄国文学名著, 我的注意力就大部分放在文艺方面了。对于政治上的各种主义, 都不过略略“涉猎”求得一些现代常识, 并没有兴趣去详细研究。然而可以说, 这时就开始“历史的误会”了: 事情是这样的——五四运动一开始, 我就当了俄文专修的总代表之一。当时的一些同学里,谁也不愿意干,结果,我得做这一学校的“政治领袖”,我得组织同学群众去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不久, 李大钊, 张崧年他们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或是“俄罗斯研究会”罢? ) ,我也因为读了俄文的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的某几段,对于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最终理想发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兴趣, 所以也加入了。这时候大概是一九一九年底一九二○年初, 学生运动正在转变和分化, 学生会的工作也没有以前那麽热烈了。我就多读一些书。最后,有了机会到俄者到莫斯科去,来找我。我想,看一看那“新国家”,尤其是借此机会把俄国文学好好研究一下,的确是一件最惬意的事,于是就动身去(一九二○年八月)。最初, 的确吃了几个月的黑面包, 饿了好些时候。后来俄国国内战争停止, 新经济政策实行, 生活也就宽裕了些。我在这几个月内请了私人教授, 研究俄文、俄国史、俄国文学史; 同时,为着应付晨报的通信,也很用心看俄国共产党的报纸、文件,调查一些革命事迹。我当时对于共产主义只有同情和相当的了解, 并没有想到要加入共产党, 更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因为那时候,我误会着加入了党就不能专修文学——学文学仿佛就是不革命的观念,在当时已经通行了。可是, 在当时的莫斯科, 除我以外, 一个俄文翻译都找不到。因此, 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的时候(一九二一年秋) ,我就当了东大的翻译和助教;因为职务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不得不研究些,而文艺反而看得少了。不久(一九二二年底) ,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那时我已经是共产党员,还是张太雷介绍我进党的) ,我就当他的翻译。独秀回国的时候, 他要我回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