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文化权与17、18世纪欧洲“中国潮”的潮起潮落.doc

17、18世纪,中国产品丝绸、瓷器、茶叶和漆器等充斥欧洲。一股追求“中国时尚”的“中国潮”在欧洲蓬勃兴起。中国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制度倍受推崇;从中国回来的商人和传教士受到追捧;中国的建筑风格被模仿;中国的文化艺术被追求。很多上层社会家庭以用中国产品和效仿中国生活习俗为时尚。他们摆中国家具,喝中国茶,用中国瓷器,穿中国丝绸,学用中国筷子,收集中国书画。然而,这种“中国潮”并没有能够在欧洲长期地维持下去。欧洲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赋予欧洲人越来越多的自信;也使欧洲政府和商人越来越多地追求本土工业发展的生产利润和销售利润。当欧洲人可以从欧洲本土获得瓷器和高质量的绸缎,从殖民地获得茶叶时,中国产品便被排挤出了欧洲市场。与此同时,中国的形象也随之下跌。中国不再是欧洲人崇敬向往的那个富强有序而又充满智慧的神秘帝国。中国的制度受到批判,中国的文化受到抨击,中国的产品受到排斥。
关于中国器物和文化在17-18世纪欧洲倍受崇拜,在18世纪中叶以后又惨遭贬低和排斥的现象[1],不少经济史著作都对其有所提及,但大都局限在对这一历史现象的简单叙述上。即使有进一步的讨论,其大多也是侧重在中西生产技术发展和产品质量的竞争上,尽管对西方商人的市场营销手段也偶有提及,但基本上是浅尝辄止,更没有研究从国家制文化权的角度对西方政府和商人在欧洲“中国潮”潮起潮落中的作用予以分析[2]。
二、广义虚拟经济学和商品虚拟价值
用文化导向和广告宣传影响市场需求,进而制造商品虚拟价值的商业实践古来有之,但其从来没有在传统经济学的理论探索中得到过充分讨论。一是因为这种虚拟经济成分在几百年前的经济发展中比例很小,不足以引起重视;二是可能因为这种实践与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所倡导的自由市场经济似乎并不完全合拍。
传统经济学注重于实体经济的研究。其关注的重点主要是商品的生产和流通。在对商品价值和价格的讨论中,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其所关注的重点都主要集中在劳动价值和劳动时间以及他们与商品价值之间的关系上。古典经济学认为商品价值主要是由劳动量和劳动时间决定的。亚当·斯密把商品价值分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指出“劳动是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一切商品价值通常非由劳动评定”[3]。作为古典经济学的开创者,亚当•斯密指出了商品市场价格与自然价格之间的区别,但认为自然价格(商品价值)是由劳动工资、土地地租和资本利润三部分构成;市场价格则主要由商品的供售量和社会的有效需求决定[4]。显然,斯密这里所说的“资本利润”是商品的“生产资本利润”,并不包括被今天工商社会广泛实践,可以制造和提高商品虚拟价值的“营销资本利润”;其里面所说的“社会有效需求”指的也是对商品使用价值的有效需求或为满足消费者生理需求的社会有效需求,并没有包括由文化导向、广告、题材等创造出来的心理需求的社会有效需求。
李嘉图在一定程度上对商品的价值和交换价值进行了区分,提出了“社会必要劳动”的概念,认为价值并不是由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而是由生产该商品所需要的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然而,李嘉图并没有对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联系进行讨论[5]。
马克思在继承和批判斯密和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认为商品价值或产品生产价格是由固定资本的转移价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产生的必要劳动价值和资本家所获得的剩余价值三部分组成[6]。然而,同斯密一样,马克思的商品价值里也没有包括可以满足消费者心理需求的商品虚拟价值。总而言之,无论是斯密、李嘉图、还是马克思都没有对产品的非物质生产性劳动,如意识形态、文化、广告等因素对商品价值的影响展开讨论。
相对于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说,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了亚当·斯密的供求关系理论。虽然新古典经济学完全是从供求关系方面讨论供给、需求和价格之间的相互关系,但它却关注到了广告宣传等营销手段对市场需求的影响。然而,新古典经济学虽然承认非物质性生产劳动如广告宣传等营销手段对市场需求的影响,但并不对其展开讨论,主要还是把其放到市场运行机制里面去看,认为其通过市场而起作用,不过是市场自身力量的一部分而已[7]。
虽然传统经济学并不把意识形态、文化、教育、广告等非物质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为其关注的重点和讨论的主要内容,但在现实中,国家意识形态、文化、教育、品牌、广告等因素对经济发展和产品销售的影响长期存在;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影响越来越大;其对国家GDP增长的贡献也越来越大。特别是在今天这种信息爆炸的时代,非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更是前所未有;很多时候其已超过了物质产品生产本身。现实经济发展的这种速度和趋势使传统经济学理论已不足以解释当今经济发展中的许多现象,尽管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学理论一直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针对传统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