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风散记(李克强)二十年前,也是在这个季节,在当时中国乡村一块极贫瘠的土地上,我开始准备参加高考,并由此和北京大学结。在填写高考志愿之前,我曾收到一位邂逅相识的学者的来信。他早年毕业于北大,深以为那里藏有知识的金字塔,因而在信中告诫我,要珍惜这十年一遇的机会,把北大作为唯一的选择。当时的我多数时间是和乡亲们一起为生存而忙碌,几不敢有奢望。在生存欲和求知欲的交织驱动下,我还是在第一志愿栏里填下了本省一所师范学院的名字——据说在师范院校读书是不必付饭钱的。即便如此,我对北大依然存有难以抑制的向往,于是又在第二志愿的栏里填下了北大的字样。大概是因为北大有优先选择的权力,她并没有计较我这近乎不敬的做法,居然录取了我。更难逆料的是,在以后的日子里,从修本科,到读硕士、博士研究生,我竟做了北大近十年的学生。在这段时间里,知识以所谓“爆炸”的速度扩展,知识的传播场所和手段日益多样化,但我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通过考试来做北大的学生。从某种角度说,我来这里寻觅的不仅仅是知识,亦是为陶冶一种性情,修养一种学风。北大的性情、学风,或者说是北大的精神,在北大的先生们身上表现得尤为典型。记得我初留北大工作时,去参加校外的一次会议,住在西苑饭店,并和季羡林先生同住一室。季先生参加会议的态度很认真,不论大会小会,他总是准时参加,而且正襟危坐。会上发言人离题的事常有发生,这时,季先生便用手指在大腿部不停地滑动。我抑制不住好奇,问季先生在做什么,季先生答道,这个时间可以用来复习外语单词。我想,季先生大概是在回忆他所研究的死文字。他显然是不愿意让看似零散的时间闲置。当时我正翻译一部英国的法律专著,英国的法律著作中常有一些古词语,既难懂且难译。我遇有一词,实在弄不通,只好打扰季先生,请他释难。季先生当即作了回答,但同时又说,你可以先这样译。我一时还不理解他说的“先”字是什么意思。这天晚上,季先生没有在会上住。第二天返回后,他又向我说明了这个词的来由,有几种含义,解释得近乎详尽。我不敢想象季先生是否因为这件事而返校,但我敢肯定季先生当晚认真地查阅了这个词。也许,季先生并不是一定要向我传授某种知识,他的所做所为,实质上是在诠释着“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含义。执著地追求真知,以平常心态对待学术之争、相左之见;崇尚真理而不图虚名,不注重所谓的体面与尊严,是北大的许多先生们所表现的一种精神,由这种精神修养成为一种性情,就有了为尊者不骄,待愚者不矜的风范。我在读本科的时候,30年代曾留学英国的龚祥瑞先生向我们讲授英美法律课程。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正开始涌动着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并且向社会领域侵袭,计算机也在与法律联姻。龚先生认为有必要向国内介绍这种动向,于是便草拟了一篇文章。但他同时又以为,他的学生们,作为面向未来的一代,应该对此有更浓的兴趣。因此,他把文稿交给了我,并要求我作补充乃至删改。大概是因为我当时还年轻,更因为我常受先生们那种寻常心态的感染,竟然毫无顾忌地按龚先生的要求做了,而且是以平常心交还给他。龚先生收到修改稿后当即认可,并把我和他的名字并列在一起拿到一家法学杂志去发表。当时的法学杂志种类还很少,可以推测,编辑部之所以愿意很快发表这篇文章,主要是因为署有龚先生的名字。在北大,学生与先生所具有的某种平等关系,是基于对知识的尊重,对真理的崇尚。面对知识与真理,无所谓个人的体面和尊严,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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