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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民主(化)的吊诡
传统上,亚洲国家和地区并没有发展出近代西方意义上的民主体制,亚洲的近代民主体制不是本土的产物,而是从西方输入的。历史地看,亚洲民主政体的产生主要有几种途径。
第一、殖民地的遗产。
很多亚洲国家曾经是西方的殖民地。在殖民地期间,亚洲没有一个地方成为民主国家,因为殖民地关心的仅仅是殖民者的利益。(香港的民主也只有在香港要回归中国之前,英国人才引入了英国人所界定的“民主”。)在殖民地结束后,殖民者留下了一些日后导致民主发生的政治因素,例如多党制、选举等有利于民主产生的因素。对大多数亚洲国家和地区来说,这些不是本土的制度因素。
第二、西方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占领”。
二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就是典型的例子。在占领期间,美国帮助日本发展出了日本形式的民主体制。
当然,这里也不能忽视日本本土的一些有利因素。日本明治维新后,经过很多内部改革,已经开始发展出一些民主要素。但美国的“占领”的确使得日本在短时期内确立了民主。
不过,这种通过他国“占领”而快速催生的民主,也给日本留下了无穷的问题。日本现在正在进行的所谓的“国家正常化”,无疑是要修正美国“占领”之下所确立的宪政政治体制。
第三,在外压下的内部民主化。
内部民主化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政治动力结合的产物。这里的民主化主要表现为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统治阶层之所以要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主要是迫于外部地缘政治压力,通过民主化来继续求助西方和美国的支持。但同时,统治者也面临内部的民主化压力。一般的情况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内部中产阶级不断成长壮大,产生参与政治的压力。韩国和台湾是典型的例子。
有生命力又非常脆弱体制
第四,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
在这种情形下,民主化大多是一些政治理想主义组织的民主追求,香港正在发生的就属于这种类型。参与民主运动的群体很复杂,但往往是理想主义者或者政治功利主义者(需要另文讨论)动员起来的对现状不满的各个社会群体。
无论是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制度安排,还是作为一种体现政治价值的制度安排,民主历来就是一种既具有生命力又非常脆弱的体制安排。在西方也是如此。
说它具有生命力,是因为民主可能是最能体现政治本质的政治活动。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政治,而民主政治是一种比较文明(就是说公开的政治斗争)的政治形式。在这个意义上,民主为人们所追求。
不过,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主表现为妥协的产物。民主尽管表现为斗争和冲突,但其主体是妥协。有斗争,但必须达到合作;否则,民主就无法运作。竞争和妥协是西方民主的本质性东西。
西方长期实行精英民主,为妥协提供了数量条件,因为精英数量的多少决定了民主竞争的可行性。
当然,西方民主能够运作,不仅仅是因为民主的精英性,更是因为民主的有限性。
西方提倡有限政府,体现在民主上,更是有限民主。民主是有限的,只限于那些政治人物的选举。民主不仅和官僚体制没有关系,和其他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在内的领域也没有必然的关联。这些非政治领域是否民主化,不是国家政治问题。
同时,民主经常表现为非常脆弱。一旦精英之间无法达成妥协,民主很容易出现问题,甚至解体。这样的案例在历史上比比皆是。妥协的政治文化是民主生存的前提条件。在妥协的条件下,民主是一场双赢游戏。
西方民主的这种妥协性,在大众民主到来之后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参与政治的社会群体剧增,使得民主的机制不堪重负(这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过度民主参与”理论所关切的问题)。同时因为社会往往被整体动员起来,各政党都能得到相当规模的支持者,多党政治演变往往成为互相否定的“否决政治”。互相否决的出现,使得传统精英民主的“双赢游戏”演变成为今天的“零和游戏”。大众民主使得政府无法有效运作,什么也做不了,最后谁都会成为牺牲品。西方民主现在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亚洲的情况更为糟糕。亚洲并没有类似西方那样的“妥协文化”。亚洲盛行的历来就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不妥协文化”。传统上,革命很简单,只是意味着政权更替。这种文化在现代社会是否已经转型?经验地看,没有。结果,在没有妥协文化的情况下,民主出现“吊诡”,民主的结果往往是“反民主”。
“反民主”的两个面向
“反民主”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以“非民主”甚至是“反民主”的方式来追求民主;另一方面是追求民主的结果,使得民主本身所包括的价值流失。
就追求民主的方式来说,政治斗争本身没有问题,因为民主本来就是一种斗争形式。但如果只有斗争,没有妥协,民主就会体现为“反民主”,也就是持续的斗争。
在亚洲,民主往往处于不间断的全天候的政治动员过程中,并且政治动员往往求助于阶级、种族、民族、宗教等一切可能的因素。即使社会不存在这些因素,政治人物和激进知识分子也会把这些因素创造出来。这样,民主化的过程演变成为泛政治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