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是人类最早的.doc

赋赋就是铺陈直叙,即是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在篇幅较长的诗作中,铺陈与排比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用的。铺排系将一连串内容紧密关联的景观物象、事态现象、人物形象和性格行为,按照一定的顺序组成一组结构基本相同、语气基本一致的句群。它既可以淋漓尽致地细腻铺写,又可以一气贯注、加强语势,还可以渲染某种环境、气氛和情绪。赋是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赋中比兴,或者起兴后再用赋。在赋体中,尤其是富丽华美的汉赋中,赋法被广泛地采用。汉乐府和汉代某些五言诗也与汉赋互相影响,更将铺陈与排比相结合,相得益彰。如《七月》叙述农夫在一年十二个月中的生活,就是用赋。比比就是类比(赋比兴中比的意思是类比,不同于网络上流传的比喻,其中类比与比喻的详细差别请另行查询,这里不作赘述)是其中最基本的手法,用得最为普遍。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体或情感,借一个事物作类比一般说,用来作比的事物总比被比的本体事物更加生动具体、鲜明浅近而为人们所知,便于人们联想和想象。形象生动,鲜明突出事物(事情)的特征。《诗经》中比的运用很广泛,比较好理解。其中整首都以拟物手法表达感情的比体诗,如《魏风·硕鼠》《小雅·鹤鸣》,独具特色:而一首诗中部分运用比的手法,更是丰富。《卫风·硕人》,描绘庄姜之美,用了一连串的比“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兴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从特征上讲,有直接起兴、兴中含比两种情况;从使用上讲,有篇头起兴和兴起兴结两种形式。激发读者的联想,增强了意蕴,产生了形象鲜明、诗意盎然的艺术效果。如《孔雀东南飞》中的“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建安风骨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的俊爽刚健风格。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无论是“曹氏父子”还是“建安七子”,都长期生活在河洛大地,这种骏爽刚健的风格是同河洛文化密切相关的。“风骨”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概念,自南朝至唐,它一直是文学品评的主要标准。“互见法”,本指司马迁所创作的一种述史方法。旁见侧出法,又称互见法,即在一个人物的传记中着重表现他的主要特征,而在其他方面的性格特征则放到别人的传记中显示。靳德俊先生总结为:“一事所系数人,一人有关数事,若为详载,则繁复不堪,详此略彼,详彼略此,则互文相足尚焉。”(《史记释例》)对于塑造人物形象来说,互见法其实起到了典型化的作用。中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张大可先生认为,互见法“最基本的形式是本传着意刻画人物形象,集中描写和叙述矛盾最尖锐、斗争最激烈的时间,突出人物的主要精神面貌,而将人物的侧面载于他传”。这样,司马迁必须更加讲究选材,筛选出传主最有典型意义的事迹写成本传,而将其他枝蔓和有损人物形象的材料放于他传之中,既突出了人物的典型形象,又不失历史的真实。乐府是自秦代以来朝廷设立的管理音乐的机构,汉武帝时期大规模扩建,从民间搜集了大量的诗歌,后人统称为汉乐府。后来乐府成为了一种诗歌体裁(1976年在秦始皇陵区出土了一件钮钟,上书错金铭文:“乐府”,2000年在西安秦遗址出土“乐府承印”封泥一枚,进一步肯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