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洋学的系谱-狩野直喜篇.doc

东洋学的系谱-狩野直喜篇东洋学的系谱?狩野直喜篇【译序】狩野直喜是构建“京都学派”的第一代重要学者。王国维《观堂集林》称狩野之学为:“自言读书知求是,但有心印无雷同。”狩野直喜与同在京都学派但辈分略后的、更为国内学人所熟知的吉川幸次郎相比,在学风上有着细微的差异。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狩野直喜是“与人阶梯”,而天才纵逸的吉川幸次郎是“绝人阶梯”。从这个角度看,狩野直喜那种基于清儒考证学,且融合欧洲汉学的治学理路则更加值得我们重新审视。故而将其嫡孙狩野直祯教授的这篇怀人之作译出,以供“知人论世”之用。狩野直喜(1868—1947)狩野直喜(かのなおき1868—1947),是日本中国学的代表人物,他与京都大学的同僚内藤湖南、桑原蔵一起,构建了“京都学派”,并提携学派中的后进。他曾经对弟子们说过自己的学风,就是“考证学”。现在,倘若我们试着翻看在昭和三年(1928)还历之际作成的《讲演及讲义》系列作品(收入《狩野教授还历记念支那学论丛》)的标题,就能很快明了狩野直喜的治学倾向。明治三十九年(1906),狩野直喜在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开设了哲学科的普通讲义“支那哲学史”,接着明治四十一年(1908)在文学科开设了同样是普通讲义的“支那文学史”。此外,作为特殊讲义,又有“清朝学术”(1908)、“论语研究”(1909)、“清朝经学”(1910)、“公羊研究”(1911)、“左传研究”(1913,与“公羊研究”在みすず书房合刊出版)、“清朝经学”(1914)、“孟子研究”(1915,与“论语研究”合刊)、“支那小说史”(1916)、“支那戏曲史”1921)、“清朝の制度と文学”(1923,与“清(1917,与“支那小说史”合刊)、“清朝文学”(朝文学”合刊)、“两汉学术考”(1924)、“两汉文学考”(1925,与“两汉学术考”合刊)、“魏晋学术考”(1926)、“魏晋文学考”(1927,与“魏晋学术考”合刊)。可见其治学的范围从上古到清代,治学的分野从哲学、文学,再到于史学科开设的讲义,简直是达到了不可思议的中国学境界。狩野直喜的研究态度是祖述清朝考证学,平日最爱的书物是宋代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清代顾炎武的《日知录》。大正三年八月(1914)狩野直喜在京都帝国大学夏季讲演会的讲演笔录,后来汇成《汉文研究法》(みすず书房1977年版)出版,可谓是一本中国学的入门书。虽然说,我们对于狩野直喜的京大演习课上所选的具体文本,尚不完全了解。比如说《日知录》、《仪礼疏》、《元曲选》等等,这些可以从《东光》杂志第五号《狩野直喜先生永逝记念》的诸篇追悼文中窥得一斑。吉川幸次郎认为:“(狩野)为经书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之大家,文学则精于元曲。他开始阅读《仪礼疏》、元曲等这些前贤不大读的著作,可谓是‘读前人未读之书’。”其门下生有:武内义雄、青木正儿、小岛祐马、本田成之、仓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等等。狩野直喜出生于明治元年二月十一日(1868)的熊本,是其父狩野直恒的第三个儿子。幼名百熊,字子温,号君山、半农人、葵园等。狩野直喜自幼丧父,由其祖父狩野直温养育成人。狩野直温是蕃学时习馆的“句读师”。在其祖父的教育下,狩野直喜幼年时代即作诗,曾经在藩主面前讲学,后来被传为逸话。明治十年(1877),熊本卷入了西南战争之中,狩野直喜一家避难于城外。有感于战后的荒乱废芜,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