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财的吝啬鬼和敛财的守财奴――严监生与葛朗台之比较.doc

破财的吝啬鬼和敛财的守财奴——严监生与葛朗台之比较【内容摘要】本文对现实主义文学的两个典型形象(《儒林外史》的严监生和《人间喜剧》的葛朗台在四个学科(历史学、心理学、哲学和美学方面作比较研究。结果发现,由于作家生活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持有不同的世界观,而对其所塑造的典型形象蕴藏的社会内涵和注入的审美情趣在本质上都有明显的差异。【关键词】典型形象吝啬鬼性格焦虑心理偏执狂18世纪,中国的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创造了一个严监生的形象,一个世纪后,法国的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也创造了一个葛朗台形象,这两个艺术形象性格颇相似:吝啬而缺少人情,被人同指为“吝啬鬼”。这两者确实有许多相同之处,但是,二者的精神深层及其产生条件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我们不妨把他们作跨学科的研究。一、社会学:没落的封建社会与上升的资本主义“文学是人学”(高尔基语,一个作家的文学创造无疑贯穿着作家自己对人生的独特体味,对社会的深刻观察,倾注了作家个人感受、认识、评价与理想,着眼于一定历史时期的人的思想、感情、命运、心理冲突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描绘与揭示。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也不例外地包含着他本人对生活的反省。吴敬梓与巴尔扎克根据自己的社会体验各自塑造了一个“吝啬鬼”形象,成为文学史的不朽典型,各自从一定程度上概括了某种社会内容。但是,吴敬梓的“吝啬鬼”与巴尔扎克的的“吝啬鬼”又有着本质的差异。严监生生活于封建阶级衰落的中国,葛朗台生活于资产阶级上升时的法国,因而,他们的身上各自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民族、阶级和个人性格、气质,各自形成“这一个”。形成这种差异是与这两位作家的经历、世界观、创造方法有关。巴尔扎克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816—1819年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这是他认识社会的三年,通过律师事务所的窗口,他看到巴黎社会的腐败与司法界的卑鄙勾当。以后社会上的坎坷经历使他进一步认识社会,深感金钱的魔力,领略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觉察到社会痼疾:腐朽的、贪婪的、虚伪的、丑恶的。他创作《人间喜剧》是在1829年至1848年之间,正是大资产阶级金融贵族统治上升时期,作家生活于“金钱污秽和鲜血同归一流”的恶浊社会中,认识“金钱肆虐,人欲横流”的资本主义现实,由于他坚持“真实”、“典型”地“照原样表现世界”,因而《人间喜剧》实质就是贵族阶级的衰亡史与资产阶级的发展史的再现。它“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恩格斯语而《欧也妮·葛朗台》作为《人间喜剧》中最出色的画幅之一,其中典型的艺术形象葛朗台,无疑是作家对这个独特的社会独有的观察与长期的思考的结果。吴敬梓生于封建的名门望族,“五十年家门鼎盛”,但他却经历了由盛到衰的过程,受尽了冷遇,和巴尔扎克一样,同样体会到世态炎凉。他接触到社会各个阶层,周旋于官僚、绅士、名流、清客之间,对他们卑污的灵魂有很深刻的认识:官僚的徇私舞弊,豪绅的武断专横,膏粱子弟的平庸昏馈,举人的利欲熏心。社会的现实使他逐渐清醒,也促使他形成了自己阶级的浪子与叛逆者,是封建社会的自觉批判者与个人性解放、民主思想的追求者。处在复杂动荡、变革的时代使他有机会以广阔的历史视角、敏锐的观察目光冷眼注视着清王朝的黑暗、庸俗、卑劣的种种世相人情,于是愤世嫉俗写就了《儒林外史》。吴写《儒林外史》时约在1736—1750年。这时清王朝虽然显出一派繁盛的景象,但封建社会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