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的转向.pdf.pdf

粤海风年第3期漫话《百家讲坛》的转向吴迪漫话据易中天说,上《百家讲坛》得先学会编故事,要做到“三分钟一个兴奋点,五分钟一个高潮”。以“讲故事”带学术的制片策略挽救了这个栏目,两年前因为收视率倒数第一而面临下课的《百家讲坛》起死回生。活过来的讲坛发生了三大变化。第一,方向变了。从百家变成一家。丁肇中、李政道、周思源、龙应台、霍金、比尔·盖茨这些片头人物所代表的学科、范围和视野成了虚设的招牌。科学没了,外国没了,当代没了,只剩下了“国粹”。第二,讲法变了。主讲人千方百计地制造戏剧性,一句话可以交待清楚的事情,偏偏要起承转合,弄出很多玄虚,直至搞成了美国情节剧。第三,内容浅了。无论是高深的经典、复杂的人物、还是遥远的历史,统统简化,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古人逸事、历史趣闻成了卖点。不知道别人感觉如何,反正我看这个栏目的时候,常常觉得台上的要么变成了蒙学教师,要么变成了田连元的弟子,台下的则相应成了黄口小儿或村夫村妇。台上的唯一任务就是让台下坐满,台下的唯一资格就是为台上的教授学者抱屈——为什么讲台上不放块惊堂木。《百家讲坛》的改革彰显了大众文化的威力和精髓,它告诉我们,这里的民族不能承受严肃、真实、沉重、深刻、高雅与神圣,这里的国民只配与消遣、造作、低俗、扭曲、逃避和犬儒为伍。《百家讲坛》的新生拨开了文化媒介人的假面,他们效力于大众传播,却把社会公器变成了与官商调情的资本;他们以知识分子自居,却放弃了知识分子的批判职能;“他们没有多少文化资本,但善于把真正的文化重新包装倒卖给媒体”;(陶东风:《当代文化批评》238页)“他们扮演着新的知识文化精英角色,操纵着新的话语霸权,引导着新的生活方式,塑造着关于‘幸福生活’的新的定义和神话。”(同上,240页)《百家讲坛》的选择揭示了中国媒介“一元体制,二元运作”存在的问题——“一元体制就是指媒介为国家所有制,二元运行就是既要国家拨款,更要利用国家赋予的权利去获取广告利润,而后者已经成为所有媒介的主要收入来源。这种体制下的媒介既要完成现行政治结构所要求完成的意识形态宣传任务,又要通过广告等市场经营收入支撑媒介的再生产。简言之,用国家所有制赋予的政治优势在市场上获取经济收入,又用市场上赚取的经济收入完成意识形态领域需要完成的政治任务。”(胡正荣:《媒介寻租、产业整合与媒介资本化过程———对我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分析》)早在十年前,人们就说中国传媒是“既要打鸣又要下蛋”的“怪鸡”。生出这种“怪鸡”的正是上述体制。于丹教诲读者要“天下担当”。读者是否可以反问一句:作为影视博士、大学教授、文化媒介人、知识分子,面对着“怪鸡”横行的局面,您担当了什么?大凡发达国家的媒介都分商业和公共两种,前者走市场,后者非赢利。美国年代创立的有线卫星公共事务电视网(C—SPAN),2个频道24小时播出。经费来源为政府资助、各种基金会捐赠、企业资助(非广告方式)等。所播多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