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党内监督实现路径探究探析.doc

强化党内监督实现路径探究探析.doc强化党内监督实现路径探究探析从世界政党执政规律和我党的历史经验中可以看到,路线偏差和决策失误所造成损失是巨大的,会给某一地区甚至整个国家带来破坏性和长期性的消极影响。实际工作中,“拍脑袋”决策、“三把火”政策、形象工程、朝令夕改等现象不一而足,不仅浪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更是对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和权威性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改革开放是没有现成经验可借鉴的发展模式,各种利益主体矛盾冲突纠结难辨,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党和政府的决策能力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党内监督要贯穿权力运行的全过程,尤其应加强决策监督,对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程序化进行系统监督,同时注意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意见收集和信息反馈,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运行机制,充分发挥党内监督的立体职能,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可靠保障。以新政治观指导党内监督的立论前提十八大召开前后,以人民论坛为先声,理论界展开了一场关于“新政治观”的大讨论,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新政治观,实质上是以世界政治生态和国内社会发展变化为参照,以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为着眼点,从重新解读和诠释政治的本质内涵入手,对政治意识、政治主体、政治行为诸内容所作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概括、新设计。[2]强调政治观更新,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时代要求,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新政治观的丰富内涵,对加强党内监督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对权力的辩证认识是与人本主义的觉醒相伴而生的,权力的所有权、行使权和监督权主体为何、如何平衡始终是政治学的核心命题。对权力的理性认识是我们科学设置各种政治制度的前提。实际上,权力民授的观念在我国尚未成为一种自觉意识和行为准则,这一问题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从历史角度考察东西方政治文化产生的根源可以看到,西方除了法国之外,王权始终受到封建主的挑战和制约,国王长期是虚君。中国自秦后长期是中央集权制,宗法社会中以忠孝为核心的价值观和对集体主义的推崇使国人对国家权力的仰视和敬畏更加根深蒂固,以农业社会和自然经济为主的经济生活使我们缺少西方的契约精神和法律意识,所以平等、民主、法制等现代政治体系没有产生于东方。西方秉持理性主义,以穷根究地的精神,企图探明理解宇宙秘密的道路,这一精神逐渐形成为科学的传统和民主的传统,不以政治权威为准的求知传统。中国的历史观,顾准先生称之为“史官文化”,所谓"史官文化”是以政治权威为标准,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这种文化不是对宇宙和社会作独立的研究,所以它的路向不够科学。在我国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漫长的封建社会,社会的稳定是靠人治来维持的,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儒家对"学而优则仕”的推崇,使我国等级分明的宗法社会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与“官本位”意识相对的是群众中存在的“非主体性意识”的顺民心理,这使公共权力的约束和廉政制度执行缺乏群众监督。对权力的认识,尤其是对权力监督的认识,西方更为理性,借助的手段以法律和制度为主,正如德国人推崇的“用规则统治世界”。中国的权力监督更注重官员自律和道德教化,法律制度意识较为淡薄,始终难以破除人治的潜规则。新政治观的核心是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公共权力是公民个体权力的让渡和委托,党和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受人民监督,这是最基本的原则,是每个社会成员尤其是党员干部应当从内心深处接受并捍卫的原则。党内监督是党内监督机构受人民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