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金岳霖先生》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小时候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40年开始写小说,受到当时为中文系教授的沈从文的指导。1943年毕业后在昆明、上海执教于中学,出版了小说集《邂逅集》。1948年到北平,任职历史博物馆,不久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行至武汉被留下接管文教单位。1950年调回北京,任《北京文艺》编辑,1955年调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任《说说唱唱》、《民间文学》编辑。1958年被划成右派,下放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1962年调北京市京剧团任编剧。1979年重新开始创作。80年代以后写了许多描写民国时代风俗人情的小说,受到很高的赞誉。出版了小说集《晚饭花集》、《汪曾祺文集》(五卷本)《汪曾祺全集》(八卷本),论文集《晚翠文谈》等。《大淖记事》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比较有影响的作品还有《受戒》、《异秉》等。所作小说多写童年、故乡,写记忆里的人和事,在浑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他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喧哗和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自觉吸收传统文化,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显示出沈从文的师承。“搂草打兔子——捎带脚。”关于主流与非主流的问题。这是我自己提出来的,用的是一般的习惯概念。比如蒋子龙的作品对时代发生直接的作用,一般的看法,这当然是主流。我反映四十年代生活,不可否认它有美感作用,认识作用,也有间接的教育作用。(汪曾祺:《晚翠文谈新编》,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4页。)文化的休息(滋润观)——由“水”孕育出的价值取向《蒲桥集》的“封面题辞”言:“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作者认为人们喜欢散文小品的“原因可能是:一、生活颠簸,心情浮躁,人们需要一点安静,一点有较高文化味的休息;二、在粗俗文化的扰攘之中,想寻找一点比较精美的艺术享受。”“小品文可以使读者得到一点带有文化气息的,健康的休息。小品文为人所爱读,也许正因为悠闲。”(我的散文之所以受欢迎)这大概有很深刻、很复杂的社会原因和文学原因。生活的不安定是一个原因。喧嚣扰攘的生活使大家的心情变得很浮躁,很疲劳,活得很累,他们需要休息,‘民亦劳止,迄汔小休’,需要安慰,需要一点清凉,一点宁静,或者像我以前说过的那样,需要”滋润”。,这是水的“漫性”特征。汪曾祺自称“喜欢那种如云如水,东一句西一句的,既叫人不好捉摸,又不脱离生活的意识流的散文。生活本是散散漫漫的,文章也该是散散漫漫的。”而他写散文,“是搂草打兔子,稍带脚”。正是因为写散文的没有太明确的目的性,所以在取材上显得自由随便,既没有什么话一定要说,也没有什么所谓的“道”要传,既不需启蒙,也不一定要言志,所以从取材到立意上完全可以摆脱杨朔散文那种以“诗心”投入生活,又富有诗意的表现生活,“从生活的激流里抓取一个人物,一种思想,一个有意义的生活片断,迅速地反映出这个时代的侧影”的构思模式,显得任意随心,散漫而纷杂,故里往事,乡邻街坊,四方食事,文化掌故等,这些题材,“大都是不期然而遇”。(《闹市闲民》、《故人往事·收字纸的老人》、《翠湖心影》等)翠湖心影有一个姑娘,牙长得好,有人问她:“姑娘,你多大了?”“十七。”“住在哪里?”“翠湖西。”“爱吃什么?”“辣子鸡。”过了两天,姑娘摔了一跤,磕掉了门牙。有人问她:“姑娘多大了?”“十五。”“住在哪里?”“翠湖。”“爱吃什么?”“麻婆豆腐。”——逗你一乐西南联大有一位历史系的教授,——听说是雷海宗先生,他开的一门课因为讲授多年,已经背得很熟,上课前无需准备;下课了,讲到哪里算哪里,他自己也不记得。每回上课,都要先问学生:“我上次讲到哪里了?”然后就滔滔不绝地接着讲下去。班上有个女同学,笔记记得最详细,一句不落。雷先生有一次问她:“我上一课最后说的是什么?”这位女同学打开笔记夹,看了看,说:“您上次最后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跑警报》)另一个集中点比较远,得沿古驿道走出四五里,驿道右侧较高的土山上有一横断的山沟(大概是哪一年地震造成的),沟深约三丈,沟口有二丈多宽,沟底也宽有六七尺。这是一个很好的天然防空沟,日本飞机若是投弹,只要不是直接命中,落在沟里,即便是在沟顶上爆炸,弹片也不易蹦进来。机枪扫射也不要紧,沟的两壁是死角。这道沟可以容数百人。有人常到这里,就利用闲空,在沟壁上修了一些私人专用的防空洞,大小不等,形式不一。这些防空洞不仅表面光洁,有的还用碎石子或碎瓷片嵌出图案,缀成对联。对联大都有新意。我至今记得两副,一副是: 人生几何 恋爱三角 一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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