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启蒙精神的延展 论梅娘女性意识的形成.doc

女性启蒙精神的延展_论梅娘女性意识的形成,因一次报刊发起的“读者最喜欢的女作家”的评选活动,上海的张爱玲和北平的梅娘名列榜首,从此,便有了“南玲北梅”的说法。这成就了一段文坛佳话,也给两位女性作家———尤其是梅娘带来巨大的声誉。但用女性主义批评的视角来看,“南玲北梅”的光环背后却隐含着女性解放过程中的尴尬:一方面是参与评判的读者基于对她们作品中渗透出来的明显的反叛男权、蔑视传统的性观念、不依附于男性的独立意识的认同,基于对特殊的时空中女性挣扎与毁灭的同情与怜悯;另一方面是女性作家的创作被举办方所代表的商业社会利用,来满足从女人小说中窥探女人秘密的小市民的猎奇心理,我们从40年代大批女作家在“沦陷区”文坛崛起就可见一斑。一些作家迎合了这种心理,比较低俗地“贱卖”个人隐私;一些作家以个人身世和情感为背景,写尽女性悲凉的生命史、挣扎的心灵史,高扬独立的女性意识,如张爱玲和梅娘。虽然,二人都具有较强的女性意识,以“南玲北梅”并称,但与张爱玲相比,梅娘更近于冰心,一生都在关注女性的独立、解放。而她的这种强烈的、终其一生而不悔的对女性解放的追求是地域文化、家庭环境和时代思潮共同作用的结果。一、地域文化因素的血缘地域文化是影响作家创作的重要因素,鲁思·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一书中说:“每一个人,从他诞生的那刻起,他所面临的那些风俗便塑造了他的经验和行为。到了孩子能说话的时候,他已成了他所从属的那种文化的小小造物了。待等孩子长大成人,能参与各种活动时,该社会的习惯就成了他的习惯,该社会的信仰就成了他的信仰,该社会的禁忌就成了他的禁忌。”①依照这种说法,梅娘就是东北民性、民风的承载者与再现者。首先,东北女性狩猎、采集、捕鱼、种植,甚至和男子一样上马打仗的“获食模式”以及在萨满跳神、东北二人转(大神和主角皆为女子等民间巫术、民间艺术中体现的远古生殖文化中遗留下来的集体无意识对梅娘不依附于男性的独立、坚韧的品格影响很大。东北特殊的生存环境及文化传承孕育了像萧太后、百花公主、文襄王夫人阿颜觉罗氏等杰出的女性,这些人受后人敬仰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独立、能干、不依附于男性。梅娘也是一样,从小就多次帮父亲做事,管理家务,尤其是在1948年丈夫柳龙光遭遇海难后,梅娘独自一人支撑家庭,养育一子二女,在此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梅娘一个人承受着两个人(与已离开的丈夫的“罪孽”,屡受磨难,被诬为“右派”、“日本特务嫌疑”、“现行特务”等罪名,被抄家、劳改、开除公职,她的儿子和一个女儿也在生活的磨难中不幸夭折。整整30年,梅娘以一种坚韧、达观的东北女性性格,以一种特殊的坚守挺了过来,并以积极的态度投入新的生活,这和张爱玲形成鲜明的对照。其次,东北民性中女子的勇敢与大胆、野性与自由的天性在受到外力的挤压时所表现出的叛逆与反抗精神的影响,可能是更为重要的。东北特殊的“获食模式”养成的“群居”与“裸睡”习惯是破坏男女之大防的土壤,是产生婚外性行为的催化剂,再加上远离中心文化区域,受正统的儒家文化影响较弱,所以,东北女性身上深蕴着野性与自由的因子,贞操观念相对较淡(东北的“贞节牌坊”少见与此有关。这可以在东北民间歌谣中流传的青年男女幽会、偷情的故事(如《闹五更》、《会情郎》、《十二月叹》、《五哥上工》等,故事的主角都是女主人公中得到印证。自金代以降,在理性的儒家文化与非理性的东北文化的碰撞过程中,激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