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忆曹禺.doc

巴金忆曹禺家宝逝世后,我给李玉茹、万方发了个电报:“请不要悲痛,家宝并没有去,他永远活在观众和读者的心中!”话很平常,不能表达我的痛苦,我想多说一点,可颤抖的手捏不住小小的笔,许许多多的话和着眼泪咽进了肚里。    躺在病床上,我经常想起家宝。六十几年的往事历历在目。    北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南屋,故事是从这里开始。靳以把家宝的一部稿子交给我看,那时家宝还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学生。在南屋客厅旁那间用蓝纸糊壁的阴暗小屋里,我一口气读完了数百页的原稿。一幕人生的大悲剧在我面前展开,我被深深地震动了!就像从前看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一样,剧本抓住了我的灵魂,我为它落了泪。我曾这样描述过我当时的心情:“不错,我流过泪,但是落泪之后我感到一阵舒畅,而且我还感到一种渴望,一种力量在身内产生了,我想做一件事情,一件帮助人的事情,我想找个机会不自私地献出我的精力。《雷雨》是这样地感动过我。”然而,这却是我从靳以手里接过《雷雨》手稿时所未曾想到的。我由衷佩服家宝,他有大的才华  ,我马上把我的看法告诉靳以,让他分享我的喜悦。《文学季刊》破例一期全文刊载了《雷雨》,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第二年,我旅居日本,在东京看了由中国留学生演出的《雷雨》,那时候,《雷雨》已经轰动,国内也有剧团把它搬上舞台。我连着看了三天戏,我为家宝高兴。    一九三六年靳以在上海创刊《文学季刊》,家宝在上面连载四幕剧《日出》、同样引起轰动。三七年靳以又创办《文丛》,家宝发表了《原野》。我和家宝一起在上海看了《原野》的演出,这时,抗战爆发了。家宝在南京教书,我在上海搞文化生活出版社,这以后,我们失去了联系。但是我仍然有机会把他的一本本新作编入《文学丛刊》介绍给读者。    一九四零年,我从上海到昆明,知道家宝的学校已经迁至江安,我可以去看他了。我在江安待了六天,住在家宝家的小楼里。那地方真清静,晚上七点后街上就一片黑暗。我常常和家宝一起聊天,我们隔了一张写字台对面坐着,谈了许多事情,交出了彼此的心。那时他处在创作旺盛时期,接连写出了《蜕变》、《北京人》,我们谈起正在上海上演的《家》(由吴天改编、上海剧艺社演出),他表示他也想改编。我鼓励他试一试。他有他的“家”,他有他个人的情感,他完全可以写一部他的《家》。四二年,在泊在重庆附近的一条江轮上,家宝开始写他的《家》。整整一个夏天,他写出了他所有的爱和痛苦。那些充满激情的优美的台词,是从他心底深处流淌出来的,  那里面有他的爱,有他的恨,有他的眼泪,有他的灵魂的呼号。他为自己的真实感情奋斗。我在桂林读完他的手稿,不能不赞叹他的才华,他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我当时就想写封信给他,希望他把心灵中的宝贝都掏出来,可这封信一拖就是很多年,直到一九七八年,我才把我心里想说的话告诉他。但这时他已经满身创伤,我也伤痕遍体了。    一九六六年夏天,我们参加了亚非作家北京紧急会议。那时“文革”已经爆发。一连两个多月,我和家宝在一起工作,我们去了唐山、去武汉、去杭州,最后大会在上海闭幕。送走了外宾,我们的心情并没有轻松,家宝马上要回北京参加运动,我也得回机关学习,我们都不清楚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分手时,两人心里都有很多话,可是却没有机会说出来。这之后不久,我们便都进了“牛棚”。等到我们再见面,已是十二年后了。我失去了萧珊,他失去了方瑞,两个多么善良的人!    在难熬的痛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