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郁达夫.doc

论郁达夫我这篇小文不应该叫作“论”,只因杂志的预告已经定名为“论”,不好更改,但我是只想叙述我关于达夫的尽可能的追忆的。我和郁达夫相交远在1914年。那时候我们都在日本,而且是同学同班。那时候的中国政府和日本有五校官费的协定,五校是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千叶医学校、山口高等商业学校。凡是考上了这五个学校的留学生都成为官费生。日本的高等学校等于我们今天的高中,它是大学的预备门。高等学校在当时有八座,东京的是第一座,在这儿有为中国留学生特设的一年预备班,一年修满之后便分发到八个高等学校去,和日本人同班,三年毕业,再进大学。我和达夫同学而且同班的,便是在东京一高的预备班的那一个时期。日本高等学校的课程在当时分为三个部门,文哲经政等科为第一部,理工科为第二部,医学为第三部。预备班也是这样分部教授的,但因人数关系,一三两部是合班教授。达夫开始是一部,后来又转到我们三部来。分发之后,他是被配在名古屋的第八高等,我是冈山的第六高等,但他在高等学校肄业中,又回到一部去了。后来他是从东京帝国大学的政治经济学部毕业,我是由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的。达夫很聪明,他的英文、德文都很好,中国文学的根底也很深,在预备班时代他已经会做一手很好的旧诗。我们感觉着他是一位才士。他也喜欢读欧美的文学书,特别是小说,在我们的朋友中没有谁比他更读得丰富的。在高等学校和大学的期间,因为不同校,关于他的生活情形,我不十分清楚。我们的友谊重加亲密了起来的是在1918年以后。 1918年的下半年我已被分发到九州帝国大学,住在九州岛的福冈市。适逢第六高等学校的同学成仿吾,陪着他的一位同乡陈老先生到福冈治疗眼疾,我们同住过一个时期。我们在那时有了一个计划,打算邀集一些爱好文学的朋友来出一种同人杂志。当时被算在同人里面的便有东京帝大的郁达夫、东京高师的田汉、熊本五高的张资平、京都三高的郑伯奇等。这就是后来的创造社的胎动时期。创造社的实际形成还是在两年之后的。那是1920年的春天,成仿吾在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研究了三年,该毕业了,他懒得参加毕业考试,在四月一号要提前回国。我自己也因为听觉的缺陷,搞医学搞得不耐烦,也决心和仿吾同路。目的自然是想把我们的创造梦实现出来。那时候达夫曾经很感伤地写过信来给我送行,他规戒我回到上海去要不为流俗所污,而且不要忘记我抛别在海外的妻子。这信给我的铭感很深,许多人都以为达夫有点“颓唐”,其实是皮相的见解。记得是李初梨说过这样的话:“达夫是模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这话最能够表达了达夫的实际。在创造社的初期达夫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直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于是徐志摩“诗哲”们便开始痛骂了。他说:创造社的人就和街头的乞丐一样,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脓糜烂的创伤来吸引过路人的同情。这主要就是在攻击达夫。达夫在暴露自我这一方面虽然非常勇敢,但他在迎接外来的攻击上却非常脆弱。他的神经是太纤细了。在初期创造社他是受攻击的一个主要对象。他很感觉着孤独,有时甚至伤心。记得是1921年的夏天,我们在上海同住。有一天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