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粟
六十年来,评价郁达夫作品的思想性时,颇有分歧;至于他的文学才能,则无人怀疑。
我自惭不是研究达夫的专门家,又不善于说长道短,出于友情,容易偏爱,加上作家、画家所业不同,其中甘苦,不尽相通,只能抒发一点不着边际的外行话,向大家请教。恰如其分地评定达夫其人其文,则应仰仗于评论家、文学史家和读者群。
达夫是中华大地母亲孕育出来的骄子,是本世纪最有才华最有民族气节的诗人之一,爱国是他一生言行中最突出的倾向。当然,爱国者不等于白璧无瑕。金无足赤,达夫亦非完人。在他感到报国无门,一腔热血不被人们理解的时候,有牢骚、有抱怨、有叹息、有软弱、有徬徨、有感伤、有沉醉于爱情和逃避到大自然怀抱中的幻想,甚至也有过病态的自我嘲弄。他憎恨无爱的人生,犹如厌弃无花的沙漠。在黑沉沉的铁屋里他带着觉醒后的悲愤和惶惑,大喊过爱的饥饿,反抗压在青年们头上的封建层岩,反抗冷漠、愚昧、狡诈、贫困的旧时代。他从不同流合污,只是面对严酷的现实,在看不到光明的时候,绝望颓唐之情不断来冲袭他。然而,作为抗菌素的现实主义精神又不断地诱导他穿过沼泽,走向坚实。
记得在达夫遇害十周年的时候,我的一位忘年交关山笛,写下过悲壮的悼诗:
斑白犹存稚子心,人间名利一尘轻;
今朝痛觉诗人梦,血奠神州头作樽!
这便是对诗人郁达夫的公正评价。至于那些咒骂他“品质恶劣、作风浪漫,不足以为人师”的政客,和那些姬妾成群而道貌岸然的封建卫道士、认贼作父的汉奸、吮痈舐痔的帮闲、制造谣言含沙射影的小丑、随波逐流的变色龙,今天已全部被老百姓推入遗忘深渊;而为当时统治者深恶痛绝的达夫,则砥柱中流,知音倍增。历史无情又有情,这一切不是泾渭分明吗?
达夫很真诚,也坦率得惊人。他把锋利的解剖刀忍痛插向自己的胸臆时,苦笑中带着自我陶醉;当热血流入砚中,他又用彤笔泼洒成彩雨,让绅士们的伪饰、淑女们的面纱受到淋浴,使那些传统意识凝结成的骷髅们又怕又气,暴跳如雷。
于是风波和误会便和达夫形影不离,结缘终身。朋友们关切注视着他,也为他感到不安。如果说过于坦白可以使童心不泯的人受害,在亡友中,达夫可算第一位。达夫小说中有一些不纯净的笔墨,是变态心理的产物。当他控诉旧时代对他太不公正的时候,有些情调不尽健康。我们不应漠视,也不应夸大一点,不及其余,否则历史上将有不少大家的著作要被束之高阁。
达夫笃于友情,和沫若相交几十年,他们自称为“孤竹二君子”。在小阁楼上,在风起云涌的广州,相濡以沫,人所共知。他对鲁迅的认识,高于同辈人很多,一九三六年底,他在日文刊物《改造》第十九卷十三号上写道:
鲁迅的小说,比之中国几千年来所有这方面的杰作,更高一步。至于他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前不见于古人,而后人又绝不能追随的风格,首先其特色为观察之深刻,谈锋之犀利,文笔之简洁,比喻之巧妙等,又因其飘溢几分幽默的气氛,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风味。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要了解中国全面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
达夫酷爱自由,仇恨压迫与剥削;他不是共产主义战士,却是一个很彻底的民主使者。在南洋,他也曾谈起过自己和左联的关系:“替穷人说话是我的宿愿。左联的很多作家和我都是至友,尤其是鲁迅,我们之间无话不谈。他和左联的关系,是由我做的媒介。我的个性不适合做那样工作,所以左联成立一月之内便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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