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四次革命-亚当斯密-边际革命-凯恩斯革命模板.docx

经济学的四次革命-亚当斯密-边际革命-凯恩斯革命经济学的四次革命在近现代经济学的思想发展史上,曾经产生过三次大的“革命”与三次大的“综合”(蒋自强、张旭昆,1996)。其中,每一次“革命”都提出了与之前的经济学理论完全不同的研究范式,而每一次“综合”则把前后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统一在一个更大的理论框架中。这种以范式“革命”与范式“综合”交替形式出现的理论创新模式,事实上是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库恩,1962)。就经济学而言,这种“革命”与“综合”的创新,既反映了人类经济历史不断前进的步伐,也反映了人类思想历史不断深化的过程。近现代经济学的第一次革命,以亚当·斯密(AdamSmith)的《国富论》(1776)为标志,突破了自古希腊和中世纪以来只注重财富管理分析的前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确立了以财富生产分析为主要目的的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这一范式革命与转换,发生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开启(18世纪60~70年代)时期,反映了以机器生产和社会分工为特征的工业文明对家庭经济和自然经济为特征的农业文明的革命性替代。近现代经济学的第一次综合,以约翰·穆勒(JohnMill)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为标志,对前古典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进行了理论综合,把财富的管理和财富的生产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使之成为经济学并行不悖、相互补充的两大研究范式。这种范式的综合,发生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结束(19世纪中叶)时期,反映了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完成,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社会精英分子能够以更为包容的心态对待人类科学与文化发展的历史遗产。近现代经济学的第二次革命就是所谓的“边际革命”,其标志性的人物和代表作分别包括赫尔曼·戈森(HermannGossen)的《人类交换规律与人类行为准则的发展》(1854)、卡尔·门格尔(CarlMenger)的《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利昂·瓦尔拉斯(LeonWalra)的《纯粹经济学要义》(1874)和威廉·杰文斯(WilliamStanleyJevons)的《政治经济学理论》(1879)。“边际革命”突破了古典经济学此前以生产投入(包括劳动投入)作为分析对象的客观价值理论,提出了以人的心理因素作为分析对象的主观价值理论,即边际效用理论。这一范式革命与转换,发生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启(19世纪70年代)时期,反映了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极大地提升了人类的物质文明以后,经济学家开始更多地关注人类自身、以及人类精神世界的崭新视野。近现代经济学的第二次综合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创立,以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Marshall)的《经济学原理》(1890)为标志,将古典经济学的客观价值论和边际革命的主观价值论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其中,古典经济学的要素投入理论被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供给)理论,而边际革命学派的边际效用理论则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消费(需求)理论;并以供给函数(供给曲线)和消费函数(消费曲线)的形式,统一于以数学(微积分)形式表达的均衡价格理论中。这种范式的综合,发生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结束(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时期,反映了人类工业文明鼎盛时期现代科学、技术对人类经济生活极大的促进作用,以及现代科学理论的建构方式、特别是以数学作为一种通用的科学语言对经济学产生的重大影响,从而成为经济学理论从近现代走向现代的标志。现代经济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