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曾经的文学梦感谢甘州区文联的同志还记得我,让我以“一个曾经的写作者”的尴尬身份参加了全区女作者作品研讨会。那一张张年轻靓丽的面孔,似曾相识的话题,让我又重新感受昨日的温馨和情怀,追寻那曾经的文学梦。现在的中年人大概还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如火如荼的文学大潮。不知有多少人拥挤在文学的道路上,“文学青年”成了那个年代最时髦的名词。年轻人写征婚启事,开头都是“某男,大专文化,爱好文学……某女,中专文化,曾有作品发表……”,爱好文学、会写作,成了青年男女打开爱情大门的金钥匙。一本《人民文学》、《诗刊》不知要传阅多少人,常常被翻得面目全非、体无完肤,《十月》、《收获》、《小说月报》等纯文学刊物发行量都大得惊人。那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一部作品能引起万人空巷,造成洛阳纸贵,影响人的一生。七十年代末我正在读高中,几篇当时影响巨大的作品,使我对文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一是刘心武的成名作《班主任》。以今天的文学标准来看,谢慧敏这个概念化的文学形象极为苍白,但在当时几乎颠覆了我们平静的校园生活,“救救孩子”的呼声把全社会的目光都引向了学校。二是《爱情的位置》,也是刘心武的。那时的高中男女学生几乎是不交往的,在一个座位上都很少说话,突然而至的爱情描写在我们心中激起了巨大波澜。当时《中国青年报》连载了这部中篇小说,报纸一到,全班同学总是一拥而上,先睹为快,上课了还在偷偷传阅。三是徐迟的《歌德巴赫猜想》。一夜之间,陈景润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歌德巴赫猜想成了风靡九州的名词。那个身体瘦弱、生活单调、走路都在思考以至于撞到电线杆上的书生,那个神秘的“1+2”,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第一次知道了报告文学这种文学形式。在文学大潮的裹挟下,我也懵懵懂懂地加入了文学青年的行列。八十年代初期,我单身一人在农村学校教学,那里远离城市的喧嚣,没有电视、网络的干扰,业余时间比较充裕。每天晚上批改完作业,备好第二天的课后,便关上房门,倒一杯热茶,在温暖的灯光下,坐拥在被窝里,捧一本新买的书或新到的杂志,嗅着淡淡的墨香,静静地与书中人物对话,沉浸在作品描写的世界中。《蹉跎岁月》、《天云山传奇》、《灵与肉》、《乔厂长上任记》、《新星》、《人到中年》、《人生》、《李自成》等那个时期的代表作品,我几乎都读完了。那时的作家极有社会责任感,作品直面人生苦难,控诉“文革”悲剧,呼唤人性回归,触及国家政策。几乎每部作品都能轰动一时,开辟一个新的创作领域。文学承载着反映民意、改造现实、推动社会的作用,其地位之高、作用之大,今天的人们几乎难以想象。看的多了,便开始写。那时的教育环境相当宽松,教师有心情也有时间抒发自己的情感。一篇篇小说、散文、杂谈、新闻从一所西部偏僻的农村学校飞向全国各地。陆续就有作品变成了铅字,有几篇还上了《中国青年报》、《人民教育》、《中国校园文学》等大雅之堂,甚至还获了奖。多年后我还向往着这样的情景:冬日的夜晚,窗外雪花无声地飘落,屋内火炉发出轻轻的呼呼声,铺开稿纸,端坐桌前,放飞思想,记录下生活的感悟,抒发对世事的看法,憧憬着美好的未来。那感觉真是既温馨又浪漫。那时通信全靠乡邮员,每天上午十点左右我就不由自主地向门房张望,盼望看到邮递员的身影。有时候邮递员有事不来了,那一天便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就象性急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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