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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是哪里人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出生在陕西武功一个贵族家庭的“别馆”中。他的祖先李虎,曾是北周时“荣盛莫与为比”的所谓“八大柱国”之一。父亲李渊,在李世民出生时,虽然其荣耀已非昔日的祖宗可比,但却也是隋朝的皇亲国戚,历任谯、陇、岐等州的刺史,荥阳、楼烦等郡的太守以及殿内少监、卫尉少卿等重要职务。李世民生长在这样的贵族世家,接触的是世族豪门,结交的是贵族子弟,从小习艺练武,善于骑马,好弄弓矢,锻炼了骁勇超人的武艺,也养成了强悍、临机果断、意志坚强的豪放性格。隋朝末年,独夫民贼隋炀帝的统治,犹如一叶扁舟,漂浮在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惊涛骇浪之中。在农民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之下,隋朝的封建统治者内部也爆发一次又一次的分裂。613年,杨玄感起兵反隋;616年底至617年的春夏之间,罗艺、徐园朗、梁师都、刘武周、薛举等官僚、豪强地主,纷纷起兵割据,拥兵自重。隋朝的统治很快就要被颠覆了。这时,充当隋的太原留守的李渊,虽是这个地区的最高长官,但却时时受到了隋炀帝的猜忌与怀疑,日日要“纵酒纳赂”以为“自安之计”。他也看到“天下大乱”、炀帝多以“猜忌杀戮”大臣的局面,正是自己积蓄力量、起兵反隋的绝好机会。于是,积极准备发动兵变。“聪明勇决、识量过人”,年仅20岁的李世民是他起兵的最主要的得力助手。李世民在跟随父亲来到太原之前,已经成长为一位英武少年,并已在“解雁门之围”的战斗中初露锋芒。他年轻有谋,善于用兵,交结和收罗了不少天下英豪。来到太原后,他又奉命“密招豪友”。当时,亡命在晋阳的长孙顺德和刘弘基,都是他优礼结交的对象;晋阳县令刘文静,更是他无话不谈、无事不商的密友。这些人,以后都成了晋阳兵变的最主要的骨干力量。隋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父子在晋阳发动了兵变,公开举起了反隋的旗帜。兵变胜利后,李渊即“法檄各郡,称义兵,封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指挥右三军”,南下霍邑、围困河东。十一月攻克了长安,建立了唐王朝。接着,李世民执行了“先西后东”的战略方针,在唐初的统一战争中,立下了辉煌的业绩。 617年,李世民率军在浅水源(今陕西长武县东北)大败薛仁杲军,并将其残部消灭在折摭(今甘肃泾川东北)。 619年,李世民挂帅亲征,按照原定的计划,“平殄武周,克复汾、晋”,巩固了唐的西北地区。 620年,李世民又驱兵关东,大军指向窦建德军与王世充军,虎牢一战,窦建德军瓦解,王世充不战自缚。唐初的统一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接着又平了刘黑闼,打赢了统一战争的最后一战。李世民在晋阳起兵中的首义之功及在统一战争中的接连胜利,表现了他的杰出的政治才能与军事才能,为他以后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626年六月四日,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夺得了帝位。执政以后,他很快地调整了中央集团和政府机构的用人制度,组成了以自己为首的最高决策集团。“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虽然诛杀了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及其年幼无知的侄子,但东宫与齐王府的余党纷纷逃亡,在各地隐匿,企图卷土重来,成了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因素和混乱的根源。李世民曾两次下诏赦天下:“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自余党与,一无所问。”非常策略地处理了“喋血玄武门”之后留下的问题。唐太宗还对东宫府的人才大胆地加以信任与提拔。如建成的骁将薛万彻,曾带兵攻打过玄武门与秦王府,失败后又逃亡终南山。唐太宗派人请他回来,“以其忠于所事,不之罪也”,不以仇敌遇之(《旧唐书·薛万彻传》)。东宫府的能臣、原太子洗马魏征,唐太宗封为“詹事主簿”,后又改任谏议大夫,步步高升,表现了杰出的政治家的风度和气魄。接着,唐太宗改革了中书、门下省的封驳制度,使宰相及其属员有职有权,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互相监督。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借故贬逐了高祖亲信裴寂,罢黜了前朝遗老陈叔达、萧王禹等,以房玄龄、杜如晦为尚书左右仆射,李靖为兵部尚书,魏征守秘书监,参与朝政,完成了中央集团机构的调整。唐太宗在完成中央机构调整的同时,还对地方行政机构的用人制度进行了整顿。他认为都督、刺史、县令等地方官员,实属“治乱所系”,特别是县令,“尤为亲民”,“尤须得人”,于是规定,刺史以上地方官由自己选派,县令则由在京的五品以上官员各举一人。并在屏风上写上都督、刺史的姓名,“记其善恶”,“坐卧恒看”。唐太宗的用人标准是“才行兼备”,“举行能之人”(《旧唐书·杜正伦传》)。所谓“才”与“能”是指办事能力而言,所谓“行”就是讲政治标准。他曾与魏征讨论用人,认为“为事择官,不可粗率。用一好人,别的好人都来;用一坏人,别的坏人都跟着进来”。魏征说:“这是对的。天下未定,主要用人的才干,顾不得德行,天下已定,那就必须才德兼备才可用。”唐太宗基本上遵循了这个规矩用人。他公开宣布:“朕之授官,必择才行。若才行不至,纵朕至亲,亦不虚授。若才有所适,虽怨仇而不弃。”(《旧唐书·长孙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