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承乾从聪明太子到叛逆谋反的心思动因[摘要].doc

论李承乾从聪明太子到叛逆谋反的心思动因[摘要]论李承乾从聪慧太子到叛逆谋反的心理动因论李承乾从聪慧太子到叛逆谋反的心理动因作者:毛蕾摘要:唐太宗太子李承乾的个人命运是与其时代背景相联系的。由于初唐时人普遍具有的危机感,和太宗自身因“玄武门之变”的心理阴影,使得国运长久成为贞观君臣共同关注的重点,使命感和责任感成为贞观君臣谏言议政的核心主题。在这种压力与责任共存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太子承乾,承担着太宗国运长久的沉重愿望,承受着东宫师傅犀利尖刻的批评,再加上自身身体缺陷带来的心理障碍,以及青春期的孤独与叛逆,在此种种压力之下,心理日益扭曲,直至最后崩溃。唐太宗的嫡长子李承乾在太宗即位后2个月便确立为继承人,其时年仅8岁。承乾天资聪慧,甚得太宗喜爱。虽有足疾,但“不废步履”。贞观前期,太宗对承乾着力培养,12岁便令其于尚书省听讼,“有不伏者,于东宫上启,令承乾断决”,贞观九年(635)高祖驾崩,“太宗居谅暗,庶政皆令听断,颇识大体。自此太宗每行幸,常令居守监国”。然而贞观十年(636)以后,有关太子承乾的负面信息日益增多,诸如“骑射畋游,酣歌戏玩”,“私幸太常乐童称心,与同卧起”等等,甚至模仿突厥的生活方式,“布陈大呼交战,击刺流血,以为娱乐”。而对于上书切谏的东宫师傅,承乾不仅不听,反而多次起意加害,最终在贞观十七年(643)谋反。与承乾的变化相对应的,是大约始于贞观十年,太宗表现出对另一皇子李泰的过度偏爱。李泰的待遇甚至超过了太子。贞观十年,“以泰好士爱文学,特令就府别置文学馆,任自引召学士”。因李泰体胖,太宗就特许其“乘小舆至于朝所”。听说朝廷官员看不起魏王,太宗勃然大怒,说:“隋文帝时,一品以下皆为诸王所顿踬,彼岂非天子儿邪!朕但不听诸子纵横耳,闻三品以上皆轻之,我若纵之,岂不能折辱公辈乎!”房玄龄等“惶惧流汗拜谢”。贞观十六年(642),朝廷每月对魏王府的料物供给超过了东宫。太宗还下诏让李泰逾制徙居武德殿,几与太宗朝夕相处。后经魏征进谏,才得以更正。这种超乎寻常的举动,正如褚遂良所形容的:“爱之逾嫡,嫡庶不分。”种种迹象表明,在太宗心目中,太子承乾和李泰的地位产生了明显的变化,太宗甚至说出了“人生寿夭难期,万一太子不幸,安知诸王他日不为公辈之主!何得轻之!”这样带有明显倾向性的话。《旧唐书?韦挺传》说“时泰有宠,太子承乾多过失,太宗微有废立之意”,恐非虚言。太宗对魏王泰的偏爱,对尚在太子位的承乾而言,无疑是极大的威胁和打击,给承乾造成了强烈的不安全感和危机感,但这不应该是承乾最终变得不可理喻走向谋反的唯一原因。关于太子承乾的讨论,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大多停留在批评承乾自甘堕落不求上进,太宗的骄纵和溺爱,以及太子教育失误等方面,而《剑桥中国隋唐史》则给出另外一个解释,认为“承乾的行为显得在某些方面不正常和有失体统,他很可能是精神失常”。承乾被立为太子17年后,最终因谋反被贬废。孤立地看,这不过是唐太宗对皇位继承人的一次失败的选择和调整。但如果放到刚刚结束400多年南北分裂、实现全国统一的时代大背景之下,来重新梳理太子承乾变化背后的心理因素,或许会有一些不同的理解。一、唐初的时代背景以及太宗君臣的互动模式在分析承乾变化的具体原因之前,很有必要花一些笔墨,梳理一下唐初的时代背景,以及在这种背景下贞观朝政的一些典型特征。1危机感是初唐时人的普遍心态东汉王朝瓦解后,中国进入了漫长的分裂动乱时期。虽有西晋和隋的短暂统一,但直到唐朝建立并统一全国,才结束了长达400多年的分裂混乱局面。这一时期政权更迭纷繁,鲜有国祚长久者。正如贞观十一年(637)侍御史马周给唐太宗的上疏中所说:“历睹前代,自夏、殷、周及汉氏之有天下,传祚相继,多者八百余年,少者犹四五百年。„„自魏、晋已还,降及周、隋,多者不过五六十年,少者才二三十年而亡。”“’j在后人称颂大唐王朝的长治久安时,很容易忽略的是,作为生活在初唐尤其是高祖、太宗时期的人们,尽管已经统一全国,但对这个新生的唐朝能走多远并没有十足的信心。此前400多年并没有一个可资参照的成功案例。唐朝这个新生事物究竟会不会和之前的绝大多数王朝有一样的“宿命”,恐怕是初唐时期的政治人物们普遍担忧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国祚长久”、“祚运长短”就成为唐太宗和朝臣们共同关注的问题,并多次成为朝堂上讨论的重点。在这些讨论中,夏、商、周三代以及汉王朝,成为国运长久的楷模,而二世而亡的秦、隋则自然成为反面的典型,时刻提醒着唐太宗君臣不要步其后尘。正像唐太宗自己所言:“秦始皇平六国,隋炀帝富有四海,既骄且逸,一朝而败,吾亦何得自骄也?言念于此,不觉惕焉震惧!”由于唐太宗和同时代的诸多朝臣,大多对隋文帝统一后的盛世奢华留有印象,也亲历了隋末的动乱和隋王朝的颠覆,因此对隋朝的关注和反思尤其多而且深刻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以隋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