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考工记与中国城市规划中国城市的规划中国城市不仅起源早,而且大都经过了一批能工巧匠的精心规划设计,然后才施工建成的。也就是说,从城址的选择、划定范围到平面布局,都是经过事先精密安排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城市的起源与规划是同步的,中国城市起源于西周,西周的城市就进行过整体规划,而且最早使用平面设计图。平面设计图也就是城市建设的蓝图,框定城市的范围,划定不同分区,使城市整体布局井井有序。中国城市从一开始就比较整齐,显然同进行过规划和使用平面图有密切关系。当然,也有人把中国都城规划划分为几个阶段,认为商和西周为初期形态,东周至两汉为密封式形态,曹魏邺城到隋唐长安为棋盘式封闭形态,北宋开封到元明清北京为开放式街道布局形态。这种观点只能视作是对中国古都规划模式的概括,并不反映整个中国城市规划的特点。因为唐代的扬州城已成为开放式城市,“十里长街市井连”,而西周的城市也并非看不到整齐规划布局的影子。从《周礼·考工记》的记载和东周王城的考古发掘,都能够证明西周的城市已进行过规划,而且最早使用了城市平面图。事实证明,中国城市的绝大多数都受规划思想的指导,有自己的规划原则和城市平面图。中国城市的兴起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在一定的规划思想指导下进行的。由于城市是一个地区,乃至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所处的地理位置千差万别,各种地理条件各不相同,规划者必须依据地理条件、城市性质和可能,在一定的指导思想下进行规划,尽可能满足各个城市的不同需要,使城市能发挥它的不同作用,并显得庄严、大方、坚固、壮丽,一切都井井有序。当然,中国城市中从未经过规划而杂乱无章的也不乏其例,但对多数城市来说还是布局井然,应该说都是经过周密规划后才建成的。关于中国城市的规划思想,直到当前尚无系统的理论研究,仅有一些零散的、互不关联的说法。中国城市历史地理所研究的城市,当前主要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城市,应该从这两种不同社会制度时期的主要思想体系,来探讨中国城市的规划思想,才能得出一些规律性的结论,有利于进一步解剖中国城市的特点。西周是中国奴隶制社会的发达时期,把“天命”作为统治其它部族和广大人民的手段,其最高统治者就以天的代言人自居,称为“天子”。因此,“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思想仍占统治地位。也就是说,周人崇尚“天命”,必须把“天”的意志摆在首要地位。因此,在城市规划思想中突出“天命”也就成为不言而喻的事情。最典型的就是明堂、宫室、宗庙的规划建筑,都是“天命”思想的具体表现。“明堂之制,既为古宫室之通制,故宗庙同之。”也说是说,三者的布局形式是一样的,必须“太室”居中,而且“太室之上,为圆屋以覆之,而出于四屋之上”,以表现“天命”最高,“天”是真正的主宰神。圆屋,正是原始社会以来,“天圆地方”概念的具体体现。太室之外的其它堂室,一律为方形,即代表了“地”。明堂始于周,“明堂所以正四时,出教化,天子布政之宫也。黄帝曰合宫,尧曰衢室,舜曰总章,夏后曰世室,殷人曰阴馆,周人曰明堂”。对于明堂的形制,说法不一。《大戴礼》云:“明堂九室……上圆下方”;《授神契》说“明堂上圆下方,八窗四牖”;《考工记》曰“明堂五室,称九室者,取象阳数也……上圆象天,下方法地……五室者象五行也”等等,“皆无明文,先儒以意释之耳”。王国维的通考可作为结论,即“明堂之制,外有四堂,东西南北,两两相背。每堂又各有左右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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