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师的乌托邦.doc

建筑师的乌托邦    廖伟棠诗人,香港    我自幼有个梦想,就是做建筑师,现在想来肯定是内心的理想主义影响。后来一直沉迷阅读建筑和城市规划的书籍,发现每个伟大的建筑家都是理想主义者,都有建设乌托邦的执念,区别不过有的着迷深一些、狂一些,她们的乌托邦直达天庭、盘绕在形而上的层次上,比如说安东尼·高迪;有的“务实”一些,想要在大地百姓之间实现,比如柯布西耶、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    有时我更着迷于后者,穷则独善其身(给自己盖小房子),通则兼济天下(规划一座城市、设计一套放诸四海的理论)。近日读稻叶和也的《图说日本住居生活史》至1950年代,颇为感触,与中国相比,都是战后百废待兴,都靠一批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规划家、建筑师等)竭诚为国出尽智谋,然而日本得到信任和重用,迅速重建成一流现代国家;中国的受尽压制,遂倒退回50年前,对比五六十年代两民住居环境,真有两个星球之别。    日本善于转危为机,建筑师对社会的改造,早在关东大地震的震后重建开始,江户时代就有的作为平民廉价住宅的长屋(类似中国的杂院),后来沦为贫民窟,明治、大正时代多番改良都无效,直到关东大地震后,建筑师在废墟间建起新式长屋,一栋仅有二到四户,两层多房,甚至还有迷你庭院和独立上下水和燃气的厨房,这样的住居条件,日后也成为日本平民住宅的基本起点,那时,只是1924年。    其实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也出现过比较现代化的平民住宅,即所谓“新式石库门”,部分如静安别墅、四名村、涌泉坊等甚至有了煤气和现代卫生设备,但当然,住在新式石库门的前堂的都是当时上海的中产阶级,平民(包括许多作家和艺术家)都住在她们后面的亭子间。甚至古都北京也在暗暗发展,据西方学者戴维·斯坦德说:“二十年代的北京,内部孕育着现代都会生活的各种基本要素。中国几乎没有城市在二十年代看上去如此传统、中国化而同时具备现代西方都市生活的内质。”但一切随二战来临戛然而止。    战后的日本一片废墟,人们竭尽所能寻回“家”的可能性,甚至有把巴士残骸和防空洞改建为家的。“战灾复兴院”马上成立了,在种种制约下、集中为一无所有的平民建造住宅,,建筑师们扭尽六壬设计一个有尊严的人的生活空间,到建筑家池边阳设计出的“立体最小限住宅”(1955年),俨然一个艺术品——— 同时又体现了战后民主化思潮的影响:老幼平等的私隐空间、主妇劳动空间的科学化,许多现代主义的前卫设计概念因此和平民福利意外地相融合了。    中国当时也有着急的建筑家,比如说林徽因,战争刚结束她就写了《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列举许多外民住居的必要和可行性,她说的不只是建筑,还是一个国家对人民的承担,一个独立居住空间的获得,是独立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与之相反,集体的、群居的空间往往意味着独立生存的丧失。可是历史无疑向后者开去,1949年之后的中国不但没有出现日本、欧美式的独立住宅,反而出现了两种殊途同归的建筑:一是苏联东欧式的高大全“革命现实主义”建筑,一是把许多四合院、石库门住宅改造成容纳大量平民的大杂院。    这些改造者们,也能够说自己是在建设乌托邦。这是一种粗暴简易的乌托邦,许多四合院被机械分隔为无数小间,素不相识的人混居其中、互相监视,勉强解决着一餐一宿,共同使用厨房和厕所的结果不是更加团结,而是争吵不绝。同时一些革命激情上脑的人把目光略过面前最需要解决的住居问题,去追寻公式化的未来公社建筑,直接用建筑去图解那些虚无缥缈的政治理念。是为乌托邦?实为大跃进。建筑大跃进,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新中国,这股势头,甚至一直蔓延到九十年代,北京长安街两侧的建筑,从七十年代的新扩建北京饭店,到九十年代的东方广场,一个比一个丑陋,但都庞大、霸道,仿佛不如此不可在皇帝脚下立足。    据隈研吾《负建筑》说,日本五十年代的现代主义小住宅运动在六十年代也一度受挫,正统派建筑家丹下健三和弟子矶崎新是最大的敌人,后者认为建筑是完全属于公共性质的存在,她猛烈批判那些企图用小住宅改变世界的尝试者,认为那不过是低水平的自我陶醉——— 她是否认为自己所营造的是高水平的自我陶醉?她们的英雄主义陶醉在丹下健三建成东京奥林匹克运动场和大阪世博馆时达到巅峰。幸好,七十年代出现了安藤忠雄,把她们都超越了。    中国没有安藤忠雄,只有一拨接一拨的英雄主义建筑家,她们甚至连乌托邦都放弃。到了二十一世纪,西方的英雄主义者也进来,她们的建筑狂想更符合中国的大跃进需求,央视“大裤衩”、歌剧院“水蛋”……一个个非人性化建筑凌驾于原来的住宅区上空,而人们则被拆迁和楼价赶出了城郊外。    回顾六十多年来的中住的,只有前面提过的刘家琨,她设计并自己出资兴建的胡慧姗纪念馆,纪念一个在5·12地震中死难的都江堰聚源中学普通女学生。只有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