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对象五第四讲审美客体人对生活环境的改造?生活环境一般是指人的生存空间,指包围着人并给人以影响的外部物质世界。?人对环境的改造,突出地表现为城市环境。?城市环境———人工环境、第二自然。?城市景观美学的种种体现:建筑造型、音乐喷泉、城市雕塑、墙面壁画、绿地花坛。?个人的居室环境。?新农村建设中的村容村貌(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介绍?中国国家馆以“城市发展中的中华智慧”为主题,由于形状酷似一顶古帽,因此被命名为“东方之冠”。“东方之冠”的构思主题,表达中国文化的精神与气质。国家馆居中升起、层叠出挑,成为凝聚中国元素、象征中国精神的雕塑感造型主体——东方之冠;地区馆水平展开,以舒展的平台基座的形态映衬国家馆,成为开放、柔性、亲民、层次丰富的城市广场;二者互为对仗、互相补充,共同组成表达盛世大国主题的统一整体。国家馆、地区馆功能上下分区、造型主从配合,空间以南北向主轴统领,形成壮观的城市空间序列,形成独一无二的标志性建筑群体. 以和谐为核心,展现中国古代科技智慧和现代科技的飞跃发展,中国城市文明的进程,展示中国庄重详和的国家形象。朱大可——东方之冠”:一顶染红的官帽?这个被命名为“东方之冠”的“永久性”钢结构建筑,采用斗拱多重叠加的夸张形态,并以“中国红”作为外观基色。这两种传统视觉元素具有悠远的历史,加上钢结构的工艺,足以表达文化永恒的信念,它坐落在黄浦江岸,跟旧殖民地(老外滩)和新威权主义建筑(东外滩)遥相呼应,有望成为民族国家的全新象征。??但是,倒金字塔结构的嚣张前冲的斜立面,恰恰制造了针对个体(参观者)的逼仄感、压迫感和危机感。如果这就是国家威权的象征,那么它已经违反了人性的原则,也即违反了公共空间的平等法则。它犹如庞大的华盖,把一种压迫性意志,强加给了所有到访的公民(游客)。在我看来,这无非就是一顶被染红的官帽,陈放在天坛式的祭台上,供全世界民众朝拜,仿佛在高声叫喊:瞧啊,这就是本朝的核心价值!?耐人寻味的要点还在于,正如金字塔拥有无可争议的永恒性,倒金字塔结构恰恰是永恒和不朽的反面。这是个建筑美学的基本常识。四根立柱支撑的庞大冠盖,强化了这种危局印象,似乎在刻意扮演“时间的敌人”的角色。当它成本城地标时,势必成为一种不祥之兆,矗立于黄浦江边,犹如埃及金字塔的远东倒影,以反平衡的姿态,向全世界说出短暂、速朽和易于倾覆的语义。中国馆结构甚至能够令人联想起古老的沙漏钟,它被四柱支起的下部,刚好是沙砾的出口,昭告着时间的飞逝和不可捉摸。中国馆的意外收获,就在于它以倒金字塔和沙漏的形态,旗帜鲜明地表述了本城庙会美学的“优良传统”。?这种古怪的语义错位,跟北京奥运开幕式的“击缶而歌”,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者以速朽的语义描述国家造型,而后者则以丧器演奏全球庆典。另一个相似点在于,两者都犯了同样的“名实不符”的错误:奥运缶其实是一种冰鉴,而木构斗拱也只是一个被钢结构偷换了的空洞的视觉符号,完全丧失了传统木质文明的本性;与此同时,基于它的官帽特征,所谓“亲民性”也随之转变为“拒民性”。这是建筑语义被三重偷换的罕见实例,足以为文化研究提供生动的范本。?被滥用的红色元素,正在成为流行于中国大陆地区的政治恶俗。所谓“中国红”、“华夏红”或“中华红”,是一组彻头彻尾的伪概念,它甚至拒绝区分不同红色的光波长度及振幅,抑或它们的色相、明度和纯度,以及这组颜色在奥斯特华色标或门塞尔色标中的确切位置。它不过是一堆可以任意调配的文学色调,被政客、商人和模仿型艺术家所利用,成为遍及中国的视觉灾难。??红色从来就不是华夏民族的专利,除非我们以“中国红”的名义申请到“世界文化遗产”。红色崇拜曾经广泛存在于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古印度、古罗马、印加帝洋岛屿,今天仍然是美洲原住民的核心美学价值。而作为上古日神和生殖崇拜的残余标记,它也曾在中国民间流传,并于20 世纪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符码。在消费主义时代,它又以时尚的形态出现,成为一种崭新的文化口红,被涂抹在那些没有灵魂的事物的表面,装点着灰色单调的城市面容。??红色被应用于民间吉祥符,自然会散溢出轻松喜庆的气息,但被涂抹于世博中国馆之后,却引发了迥然不同的效应——作为权力的注解,红色强化了建筑立面自身的征服、逼迫和警告的语义。正如北京宫式红墙还在炫耀旧帝国的权力意志那样,“中国红”被涂抹在权力的王冠上,散发出炽热的铁血气息。这固然可以成为主旨相悖,也跟本城官方宣称的“开放、柔性、亲民”的口号毫无干系。?在弄清楚中国馆的建筑语义之后,“斗拱”究竟托住了什么?就成了一个令人尴尬的话题。建筑的传统内核遭到丢弃之后,古典文明的灵魂已经死灭,剩下的只是空洞的躯壳,取而代之的则是权力崇拜和官帽美学。这些事物被何镜堂先生的“斗拱”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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