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吕著中国通史》想开去著名史学家严耕望曾推崇吕思勉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之一“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吕氏之书“博通周赡但不够深密”严耕望,《治史三书》。这些特点在《吕著中国通史》一书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这里,我就《吕著中国通史》一书的优点做一个简要的探讨。首先,吕先生在写本书时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及学者的社会关怀意识。在上册文化部分,涉及到的内容是与一般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包括:婚姻、族制、财产、赋税、实业、衣食、货币、住行、教育和宗教等,精心发掘史籍中社会各项制度的变迁情节,在研究中重视文化、社会结构的变迁而不是像过往的帝王将相史研究一样,把视野集中在上层,特别是上层的政治领域,这点在同时代的史学家来说是十分罕见的。书中能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而不为其所限,较为全面的研究社会各个层面、诸多领域,具有自己的特点。在关于阶级的论述中,既看见了阶级剥削的残酷,上下层之间的不可变动性,又看到了盲动的阶级斗争的危险性,对社会的分析极有自己的独特看法,可谓“成一家之言”。其次,吕先生在本书中有很鲜明的进化史观立场,弥补了传统史学对于社会变革的不足认识。梁启超说“吾中国因此数千年无良史者,以其于进化之现象,见之未明也。”吕先生在《白话本国史》一书中也表示了类似的观点:“历史者,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因而“研究社会进化现象的一部分,就换做历史学”,“现在研究史学,是把所存的材料,用种种科学的眼光,去研究她,以便说明社会进化的现象”吕思勉,《白话本国史》。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称《吕著中国通史》“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批评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先生以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的社会现实为关怀,言论多有创造性。在论及婚姻家庭制度时,纵观历史全貌,语言家庭制度必将改革,男女终将平等:论及政体时推崇民主原理,但感慨中国无代议政体的历史条件,急转而下,“而成为现在的党治”等等,都是本土性与时代性相冲撞而产生的火花。第三,是吕先生打破了通史书写的惯常体例形式而是以专题的形式来编排,易使读者了解一个制度、一个社会的历史变迁、沿革情况。吕先生在《吕著》绪论中写到:“史学之所求,不外乎(一)、搜求既往的事实。(二)、加以解释。(三)、用以说明社会。(四)、因以推测未来,而指示我们以进行的途径。”传统的通史以断代为限,割断了社会发展的连续性,难以达到推测未来,指示当今的作用。再加上“政治活动全靠社会做根底”,于是先生决定更换体例,先就文化现象,分篇叙述,然后按时代加以综合。比喻说上册第五章“财产”:“要讲中国的经济制度,我们得把中国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自今以后,则将为第四期的开始”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绪论p4。先用鸟瞰的手法,揭示历史上经济制度的大纲,这样读者一看就明了中国古代的经济制度和财产所有权的演变情况。由于通史浩繁,难以全盘涉及,幸而吕先生此书除了博通之外最大的优点便是其独特的视角与观点,在此,笔者主要想针对其中的两个问题谈谈自己的观点:一、“汉化”与南方风气的转变,二、选举与贵族制的演变。第一、“汉化”与南方风气的转变“军事来说,一直是北方以节制胜,南方以强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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