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家司马迁与史家司马迁.doc

子家司马迁与史家司马迁提交人: [lion_judas] 文章所有[中华文史网]日期[2007-08-27] 阅读次数[415] 张京华诸子学与史学本各有其不同原则,二者区别显著。刘知?说: “盖君子以博闻多识为工,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1] (《史通·惑经》)章学诚说: “诸子百家之患起于思而不学,世儒之患起于学而不思。”[2] (《文史通义·原学下》)刘知?又说:“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1] (《史通·叙事》)说明诸子学是主于思想、议论、博学多闻,史学是主于叙事直书。司马迁所著《史记》在四部中属史部,居《二十四史》之首,赵翼称之为“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3] (《廿二史?记·卷一·各史例目异同》)东汉时尚未有四部之分,《汉书·艺文志》列《史记》于六艺春秋家之后,《春秋》为鲁史,仍是史书。史学的含义,即如班固所说,首在实录。“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4] (《汉书·司马迁传赞》)对此,刘勰也曾有所讨论,说: “开?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轩辕之世,史有仓颉,主文之职,其来久矣。《曲礼》曰:‘史载笔。’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古者左史记言,右史书事,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也。”[5] (《文心雕龙·史传》)所说“载籍”、“载笔”、“主文”,其核心在于记言记事,真实可信。《春秋左传》宣二年记述晋太史董狐之事: “太史书曰: ‘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孔子称: “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实录”、“良史”二语,最足以说明史学的基本原则。《史记》向以“文章”[4] (《汉书·公孙弘传赞》)著称,文笔“疏荡”、“有奇气”, [6] (《王安石集·栾城集·上枢密韩太尉书》)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7] ( P59 )但将其归为史书一类,应无异议。章炳麟说:“《史记》为诸史之宗,文章虽美,而用在实录,勿以文人之见求之。”[8] (《?汉三言·?汉雅言?记》)然而,《史记》其实也是一部子书,其所为作,上受命于其父司马谈,下传继于外孙杨恽;其最初的书名为《太史公》或《太史公书》, 章学诚说: “《太史》百三十篇,自名一子”, [2] (《文史通义·释通》) “太史公”犹言“司马子”。而司马迁的著述意图,更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4] (《汉书·司马迁传·报任少卿书》)。如刘知?所说:“昔丘明之修传也,以避时难;子长之立记也,藏于名山;班固之成书也,出自家庭; 陈寿之为志也,创于私室。然则古来贤俊,立言垂后,何必身居廨宇,迹参僚属,而后成其事乎?是以深识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静,杜门不出,成其一家,独断而已。”[1] (《史通·辨职》)子学的含义,依照刘勰所说: “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5] (《文心雕龙·诸子》)以现存古籍而论,先秦诸子的著作内容极其宽泛,既有系统的学说体系,也有单一方面的技艺,以至于像伊尹以五味,师旷以五音,皆可以言治理。实则子学的基本原则,正在于“入道见志”。先秦士人,只要能“入道见志”,只要有言论载籍,有一人即是有一子。由此而论,司马迁所著《史记》又完全是一部子书。扬雄评价司马迁,一则称其“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