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神读书笔记.doc

读郭沫若之《女神》中国新诗是随着“五〃四”文化运动和“诗界革命”而发展起来的。诗体解放事业肇始于胡适,而完成于实践着“文学为人生”主张的文学研究会诸诗人。1921年以郭沫若为旗帜的创造社的成立,可谓“异军突起”,把目光投向“充满缺陷的人生”。假如说,首倡“诗体的大解放”的胡适和他的《尝试集》,只可视为区分新旧诗的界限;那么,堪称为新诗革命先行和纪念碑式作品的,则是郭沫若和他的《女神》。《女神》运用神话题材、诗剧体裁、象征手法、反映现实。其中《女神之再生》是象征着当时中国的南北战争。诗人说过:“共工象征南方、颛顼象征北方,想在这两者之外建设一个第三中国————美的中国。”不过,诗人早期的社会理想是模糊的。他曾说过:“在初自然是不分质的,只是朦胧地反对旧社会,想建立一个新社会。那新社会是怎样的,该怎样来建立,都很朦胧。”因此,女神要去创造新鲜的太阳,但仍是一个渺茫的创造,只是理想的憧憬,光明的追求。但在五四时期,它曾给了广大青年以力量的鼓舞,因为它具有极丰富的思想特色。首先,爱国主义思想是贯穿《女神》的巨流,那些诗就是在爱国主义激情的冲击下如火山般喷射出来的。诗人热情而狂放,如在《炉中煤》里,他借助燃烧的煤,来比喻自己对祖国“火一样的心肠”,反复咏唱“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烧到这般摸样”,感情十分真挚。诗中还说:“我想我的前身,原来是有用的栋梁,我活埋在地底多年,到今朝总得重见天光。”这就是说从祖国的新生中看到自我新生。这种把自我解放和祖国解放结合起来的愿望,使诗人的爱国主义思想迸发出了奇异光彩。另外,《女神》的爱国主义富有战斗感情。对当时军阀的黑暗统治,诗人十分愤恨,在《女神之再生》、《党椂之花》等诗篇中,便对祸国殃民的军阀战争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他借聂政之口说出了自己的抱负:“原将一己命,救彼苍生起!”他要用鲜血进发成自由之花,开遍中华。其次,整部诗集充溢着对封建社会的叛逆精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凡是旧现实所要肯定的,他都要否定。在《凤凰涅槃》中,凤凰哀哀切切,口衔香米来把一切连同旧我一起焚毁:“身外的一切!身内的一切!一切的一切!请了!请了!”这种大胆和勇敢的扬弃,正是他的叛逆思想光辉辐射。二是旧现实所要否定的,他都要肯定。《匪徒颂》和《胜利的死》就显示了这一思想光辉。前一首诗中他向全世界上古往今来一切领域中的所有“革命匪徒”三呼万岁。在后一首诗里,他热烈赞颂爱尔兰爱国志士马克司威尼为祖国的独立自由视死如归的精神。再者,《女神》还富于乐观主义精神和追求个性解放精神。《女神》虽然大胆否定既成的一切,但却没有给人带来悲观情绪,洋溢在诗中的一股乐观主义的热情。因为诗人是一面讴歌“破坏”,一面又讴歌“创造”。在《我是一个偶像崇拜者》中,他崇拜“太阳”、“火山”、“海洋”等一切自然物象,这是因为它们在诗人心目中都是“力”的象征,既是破坏的动力,也是创造的能量。弥漫在《女神》里的,总有一股对未来充满信心的欢悦气氛:“到处都是生命的光波,到处都是新鲜的情调,到处都是诗,到处都是笑!”另外,《女神》中无处不有一个鲜明的抒情主人公的自我形象,诗人借助这个自我形象尽情地发泄内心的积愤,高唱反抗战歌,鼓吹个性自由。在《天狗》中,他凭借泛神论思想来极力宣示这一思想情调。在那里,我把“一切的星球吞了”,到后来又自我撕毁爆炸,这就是自我破坏,自我燃烧,以此来达到解脱获得新生。在这里,人的自我价值得到肯定,人的尊严得到尊重,人的创造力也得到承认。对于长期处于“不把人当作人”的封建统治下,已经习惯于将个人价值泯灭在封建伦理原则之下的中华民族,这无疑是伟大的解放与觉醒。郭沫若的《女神》之所以成为中国第一部伟大新诗作,究其原因,除了内容反映彻底创新的“五四”精神外,艺术形式也实现了根本创新,富于陌生化特色。具体表现在:第一,选材立意追求陌生化。《女神》无情诅咒全世界的旧事物,热烈歌颂旧世界的破坏者。如《凤凰涅槃》,作者借助凤凰这一神鸟,让它充当世界历史的见证人,抒发情感。群凤们飞过世界各地后发现,这茫茫的宇宙,“冷酷如铁”,“黑暗如漆”,“腥秽如血”,“生在这样个阴秽的世界当中,便是把金刚石的宝刀也会生锈!”同时,《女神》纵情歌唱全世界的山河,颂扬全世界的人民和其他创造者。如《三个泛神论者》,诗人以“我爱”之情为构思线索,将中外三个人物及其事迹联成一体,表达了对全世界一切劳动者的敬意。“我爱我国的庄子……因为我爱他是靠打草鞋吃饭的人”;“我爱荷兰的斯宾诺莎……因为我爱他是靠磨镜片吃饭的人”;“我爱印度的家皮尔……因为我爱他是靠编渔网吃饭的人”。第二,韵律安排追求陌生化。同韵反复以重申某种情绪,如《鹭鹚》,借鹭鹚飞行踪迹的白描,暗示作者一时不知去向,徘徊不定的情绪。徘徊情绪是低沉的,诗篇即用同音质的鱼韵“去”来反复申诉它。“你自从哪儿飞来?你要向哪儿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