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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伦理学组员:卢欣中国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从汉唐至明清,中外文化的每一次交汇都成为中国文化进一步发展的源泉,使之有了更为旺盛的生命力。然而,在19世纪,由于中国所处的落后的国际地位以及闭关锁国的自大政策,使这一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呈现出一种特殊的形态。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外文化又一轮交锋的结果,也是又一次融合的开始。西方的隆隆炮声把清政府从盲目自大中惊醒,宣示了大清帝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已与昔日不可同语,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的开始。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的大门被迫向西方敞开。对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官僚机构开始使士大夫群体中的一些开明人士在思想上加以反思。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一部分改革派,率先掀起了经世致用的改革思潮。龚自珍认为,要革除社会弊端,必然要以革除旧有思想为前提。他提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的变革观念;被称为当时“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则徐,主张禁烟御敌以强国;魏源写成《海国图志》一书,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宝贵思想。然而,早期的改革派所主张的“改革”,是在维护封建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他们的思想并未超出传统的伦理范畴,对封建伦理纲常也没有产生丝毫触动。如在对君民关系的认识上,虽然呼吁君主应重视臣子的权利,提高臣子的地位,但仍认为君主臣从,君尊臣卑。但是,作为中国近代学习西方的先驱,他们所掀起的改革思潮,揭开了国人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序幕。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在如何解决诸多内外矛盾问题方面出现了意见分歧,由此产生了洋务派与顽固派的分化。洋务派以“自强”、“求富”为口号,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掀起了洋务运动。郑观应在其《盛世危言》中也主张“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这里所讲的“中学”,就是封建的伦理名教、道德意识;所谓“西学”则大致包括西方的坚船利炮、科学技术、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内容。“中体西用”虽体现了洋务派对三纲五常的固守,然而毕竟为西学争取了一席之地,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从近代思想史的发展角度看,“中体西用”也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的一个中介环节。19世纪90年代,清政府的统治日益衰败,西方列强对中国领土的肆意侵占激起了广泛的爱国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