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员武昌的国立武汉大学.ppt

周鲠生治校与复员前后珞珈山“六一惨案”学术地位与社会声誉“”的终结1938-1948年武汉大学教师数量统计表要想维持武大的长久历史,就必须充实学术,就必须加入新的人才,用新的人才来充实学术文化。关于这一点,各位院长、系主任先生都注意到的。当明年迁校以后,教授团的阵容,不但要重整,而且要一天一天扩充起来。这是我们的希望,在希望之中尚有一点,不能不说明。在抗战期中,本校各院系已经感到教员的缺乏,尤其许多旧教员离职,亦有少数的死亡。现在抗战结束,又忙复员,政府为了接收收复区的工厂及其他事业,不断地到一些大学的理学院、工学院找专门人才,这种情形也不只本校受影响。这样一来,教员自然少了,教课自然感觉困难了。我们想象以后这种困难情势也许会更增加,那时还望各位能够了解。关于这方面的情形,本人在教育复员会议上曾有过剀切的说明,唤起政府当局注意。——周鲠生(1945年11月5日在国立武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演讲)(《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353期)类别年份教师总数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1938121104134193918711822471946198102635551948297134325081在这一次的教育会议里,虽然目的在当前的教育复员及善后,可是到会的教育家们,是难免要讨论到教育的根本方针的。有三个问题涉及大学教育的根本方针,值得特别提出来。第一个问题是:将来的高等教育,是趋向于平均发展呢?抑还是集中几个少数的学校来充实呢?一部分有力意见认为:平均发展固然有它的好处,不过站在讲求学术的见地,是当然选择那些设备好、教员好、环境也好的学校来充实的。到处开学校的结果,反倒无力来补充好学校;与其多办学校,实在不如集中几个比较好的学校来充实。假如教育当局是采纳了后一种的办法的话,那么,很明显地,我们的责任就加重了。尽管我们的设备和师资都好,倘若不能容纳更多的学生,又怎样能负起一等大学的责任呢?武大原来的建筑只能容纳1000人左右,在将来至少要办到能够容5000人,甚至于1万人。美国的朋友问起武大有多少学生,我们勉强地说有两千人,而结果仍是使美国的朋友们失望;美国许多小的大学或学院都有一两千学生,普通大学,学生总在1万人以上。姑且不问教育当局究竟采纳哪一种办法,我们的学校应该注意质、量并重,大家对于这种可能的扩张,便应当有准备。第二个问题是:现在的高等教育是应当注重应用呢?还是应当理论与应用并重呢?过去几年,政府似乎是倾向于前一种方针。比如留学生的派送,只是一味在偏重实用人才;就学科说,政府的政策亦有尽量提倡实科,压缩文科。在政府方面,因为需要技术,走这条路也许是不得已。但是,站在学术教育的立场上说,这实在是不妥当的。我们知道,有一位先生,两年前曾想出国去研究原子力,当时教育部以为这不是抗战所急需的,竟没有允许,等到最近原子弹打到了日本,大家才恍然大悟:原子理论的重要。又比如法律系在从前限制招生是那样的严,而现在却开了双班,还嫌不够。今后政府方面,将继续以前的做法呢?或者不呢?蒋主席在双十节《告国民书》上曾宣布教育方针为理论与应用并重,可见政府方面将来的动向了。武大今后的政策,对于理论尚要多注重。本人同各院系负责诸先生,也照此目标努力做去。第三个问题是:对于高等教育是注重整齐划一呢?还是让它自由发展呢?过去多年的政府的方针,亦似乎倾向于前一种。大学教育的整齐划一,推到极端,确实妨害了大学教育的发展。这也不单是同学感到困难,办行政的人同时也感到困难。现在教育法令如牛毛,而学校课程及组织,处处受法令的限制,各大学不能就各自特有的设备、人才及环境发挥所长。如果要一个校长一天忙于看表册、阅公文、盖图章,又哪会有心力推进学术工作呢?记得在教育复员会议上,本人曾经说过:“在从前,蔡元培先生提出过‘行政学术化’的口号,不料在现在却是‘学校衙门化’了。”现在的教育当局也了解这种情形不对,打算调整法规,使大学教育有自由发展的机会。这是很好的,要知道,一个大学的学术工作乃是基本,而学校行政,不过是辅助学术工作的进行。我们今后应当本着这种精神,使本校一切避免衙门的习气,维持学术的尊严。不然的话,就是一个一等的大学,在学术上站不住脚,地位也会降低下去的。——周鲠生(1945年11月5日在国立武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演讲)(《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353期)国立武汉大学复员武昌珞珈山的经过抗战胜利后,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训令,国立武汉大学于1945年9月1日成立了复校委员会,推选教务长杨端六、总务长葛扬焕、政治系主任刘廼诚、化学系教授徐贤恭、数学系主任曾昭安、电机工程系主任赵师梅、史学系教授方壮猷、机械工程系教授张宝龄、土木工程系教授缪恩钊、事务部主任熊国藻、会计员董永森等11人为委员,杨端六为主任委员。复校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联系修复珞珈山校舍以及联系交通工具。10月,复校委员会指派赵师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