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温故而知新”新解对于孔子的名言“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朱熹的解释长期以来被看作是经典。他说:“故者,旧所闻。新者,今所得。言学能时习旧闻,而每有新得,则所学在我,而其应不穷,故可以为人师。若夫记问之学,则无得于心,而所知有限,故学记讥其‘不足以为人师’,正与此意互相发也。”(《论语集注》)着眼于教育学的解读,把“温故而知新”视为为师的重要条件。平心而论,朱熹的理解应该说是对的,但如果仅此而已,恐怕又是不够的。孔子的言说都是有其情境和针对性的。通过对《论语》的分析,我们认为,孔子的“温故而知新”具有方法论的意义,统摄了孔子对待整个传统、对待一切知识形态的态度。他是通过言说“为师”的具体事实来阐发其认识论的一般。本文尝试从《论语》的记载探讨“温故而知新”的内涵,以及孔子自身是如何“温故而知新”的。一、何谓“故”从普遍的意义上看,一切历史与现实的文化构成都是可以为后人所用的“故”。在孔子那里,可以分为两类:由于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所以,古代的典籍就成了“故”的主要部分,这一类是“故”文本的形式,即《诗》、《书》、《礼》、《易》、《春秋》等以及成文的典章制度。在这一方面,孔子主张“博学于文”。另一类是非文本页1第形式,主要是指体现在社会行为中的礼仪习俗知识。孔子所强调的闻见之知,就属此类。在孔子那里,所有的“故”都可能成为学习的资源。如子贡所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子张》)但是,孔子作为一个思想家和教育家,还是按照自己的标准有选择地“述”。这种选择就是“既述又作”了。《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对当时流传的三千多首诗歌,“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者,成《诗经》。为他的学生以及后来的人选取了有价值的可以知新的典籍。二、“故”何以有知新的价值“故”自身不会产生新,因为“新”的产生要依赖于主体的资质和其所处的情境。但是“故”必有某种品质才能使主体“知新”。这种品质就是“故”中所体现出来可以迁移到新情境中的抽象道理。这个抽象的道理就是孔子所说的“一”。孔子的言说方式虽是“泛应曲当,用各不同”(《论语集注》),针对不同的具体人事情境而有不同言说,但其“道”却是一以贯之,他对子贡说:“予一以贯之”D《论语?卫灵公》E。又对曾子也同样说过“吾道一以贯之”D《论语?里仁》E。虽然,这里的“一”据曾子的理解是“忠恕而已”,也有具体的所指,但是我们关注的是孔子在其中体现出来的思维方法。朱熹注曰:“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页2第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以此观之,‘一以贯之’之实可见矣。”!《论语集注》这种“一本万殊”说明在孔子那里虽然在讲着“万殊”,但万殊背后有一个抽象的“一”存在,即有一个贯穿其思想各个层面的基本原则!道,他所说的一切都是由此原则出发并以之为归宿。其基本的思维方式就是以一个基本原则统帅其思想各个层面,也就是古代圣哲们常用的执一驭多思维方式。“故”中蕴涵着可以在新情境中起作用的抽象的哲理(“一”),说得通俗一些,就是相信事物有其共通性,这是“故”对“知新”价值的核心层面。此外,“故”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的价值,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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