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转型主流文化嬗变文化发展论文近年来, 当代中国的文化转型问题受到学术界高度关注, 但是在学术讨论中也存在着某种阐释误区。突出的表现就是大量借助西方话语资源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嬗变进行阐释, 特别是后现代主义成为了一个关键词。于是,在“不确定性”、“非权威化”、“差异性”、“平面感”、“电子媒介”、“消费主体”、“文化工业”、“类象”等等新术语的涌流中, 本土性的文化景象也就悄然转化为后现代主义世界文化风情的汉译文本, 我们除了明白当代中国的文化之变早已是世界性的存在以及这种存在的若干后现代共性之外, 便很难获取进一步的信息了。这也意味着阐释者只须掌握后现代主义文化的一般常识就足以解答中国文化转型的问题。操作方式便是在本土文化表象中找到某些与所谓后现代文化标志的相似点, 然后就按照既成的话语模式滔滔不绝地推理演绎。这种阐释往往给人一种错觉: 当代中国的文化嬗变乃是对世界文化潮流的被动趋从, 乃是弱势文化形态遭遇强势文化形态后的简单归顺, 总归是某种空降而至的文化事变。其实我们面临的并不是新问题。类似的情况在 20 世纪上半叶就曾发生过。这便是五四运动以来, 中国出现的以社会主义为主导力量的思想文化变革。毛泽东作过如下阐述:“各国人民之间的互相影响是时常存在的。在帝国主义时代, 特别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互相影响和互相激励, 是极其巨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 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 影响到世界各国内部的变化, 同样地而且还特别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内部的变化, 但是这种变化是通过了各国内部和中国内部自己的规律性而起的。”[1](P278) 并且毛泽东将此概括为一个普遍性的哲学命题:“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1](P277) 可见, 如果当代中国的文化嬗变吻合了国际性的文化走势, 那也只能视为是一种不谋而合的结果, 至于原因, 则应首先考察本土民族文化意志的内因性作用以及本土与国际之间特殊的内在契合关系。假如给当代中国的文化转型确定一个肇始性的年轮,1976 年至 1978 年期间想必会得到公认。一旦如此, 变化的本土基因也就愈加鲜明。熟悉历史的人们很难想象, 与十年文革紧密续接的当代中国文化转型启动何以能够汲取非本土的精神诗情。这是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等颇不相同的文化之变———至少在启动阶段, 思想资源的封闭性是其突出的特征。尽管此时包括后现代主义在内的所有西方先锋思潮及其代表人物均已在场, 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却只是一种未被感知的存在。极端而严厉的文化政策不仅封闭了人们对外了望的视野, 并且禁止了任何游离于意识形态标准之外的想象。可见, 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发生的文化裂变, 脱离本土的激情与动力是很难设想的。邓小平多次表达这样的观点:“结果中国停滞了。这才使我们重新考虑问题。”[2](P224) 这也深刻地意味着: 当代中国的文化转型是针对本土现实而发生的事变, 它是中国本土文化历史发展的自身推进需要和结果。强调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本土性, 并不等于说它是一个永远封闭的过程。事实上, 当代中国的文化转型进程一经启动, 很快就出现了思想引进大潮, 至今滔滔不息。在转型的进程中, 中国文化也确乎发生了种种西化或国际化的表现。但问题在于, 这不仅不应导致对本土文化因素的忽略反而更应该激发起我们的本土关注。于是我们就不难发现, 在当代中国的文化转型中, 国家意志一直是主导性的文化力量。 1978 年以来, 决定民族命运的三次思想解放无一不具有官方色彩并且昭示着国家意志的思想启蒙和意识形态的自我变革, 随之才发生了全社会价值观念的多元化; 才演变出知识分子文化、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文化的并存; 才形成了许多学者称之为后现代的种种文化景观。面对异邦文化思潮的涌入, 国家意志一直在开放与坚守之间保持着原则与张力……诸此种种, 都在彰显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本土魅力。不过, 人们似乎对此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将本土文化现实抽象化、共性化为一种国际文化景象的学术运作, 或者, 我们还看到, 人们依据某种后现代话语的教条, 正热烈地讨论着意识形态的退隐, 大众文化的崛起和精英文化的衰落……总之, 人们往往忽略了这样一个现实: 在中国, 主流文化即意识形态, 不仅是我们最基本的文化生态语境, 也是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主要承担者和推动者, 这也就意味, 探讨当代中国文化转型, 主流文化是我们必须首先关注的最主要的本土文化基因。所谓主流文化, 就是表达国家正统意识形态的文化。它是调控一个国家所有文化形态的主导力量。所以, 当代中国的文化转型实质上就是主流文化即意识形态文化的转型。无可讳言, 这就涉及毛泽东与邓小平之间的思想差异。对此, 邓小平归结为如何回答“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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