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潜江暗流”到“潜江模式”.doc

从“潜江暗流”到“潜江模式”.doc从“潜江暗流”到“潜江模式”2002年12月下旬,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政治学者李凡颇有些兴奋。几天前,他组织中国第一个非政府的选举观察团,实地观摩了潜江的第五届村委会换届选举。他和观察团的成员惊异地发现,潜江,这个几个月前还因为大面积非法撤换民选村官而被媒体批评为“潜江暗流”的县级市,竟然冒出了一种基层民主发展的新模式,他称之为农民和政府互动的“潜江模式”。潜江本是村民自治的“双模范”市。1999年4月6日,被国家民政部表彰为全国村民自治模范市;9月28日该市完成第四届村委会换届选举后,2000年3月又受到湖北省人民政府的肯定,被誉为全省村民自治模范市。然而,2002年8月18日,一篇名为《%的村委会主任被非法撤换》的调查报告被《湖北日报》内参刊出。报告显示,从该市第四届村委会换届以来到2002年5月1日,全市被乡镇组织及个人非法撤换的民选的村委会干部多达619人,涉及269个村,%,其中329位选举产生的村委会主任被非法撤换187人,%o而新上任的589个村官没有一个是经过村民依法选举产生的。报告的作者,由非正式候选人公开竞选而当选为潜江市人大代表的姚立法,为了这次普查,自费3000多元,起早摸黑,深入乡村,历时3个多月。其实,潜江市第四届村委会换届选举结束后,就不断地有村民到县里、市里、省里,到北京上访告状,行政诉讼案件大量增加。“对撤换后的指定、任命、内定、委派,农民是不接受的。”王知海说。王当选为张金镇西湖村村主任后不到三个月,就因为清查村账而被镇里撤换,他从此踏上了上访之路,后又起诉张金镇政府,一审二审均被驳回后,他又愤而起诉潜江市政府。竹根滩镇董滩村村委会则因为“选举造假”,被当地农民“推倒重来”,三次重新选举。的确,经过15年村民自治实践的锻炼,农民的维护自身民主权益的意识和能力大大提高了。2002年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芬兰政府资助的一项村民自治状在被访的上千农民中,%的人认为村委会为村民办事很多或较多,%的人认为村委会为村民办事较少或很少。对于村委会的产生,%的农民认为应该采取“直接选举”,选择由乡镇或村党支部确定等方式的,不到1%。况的调查显示,农民对村委会自治形式的认同较高,针对民选村官被撤换的问题,2000年8月和10月,潜江市民政局也两次专门向市政府汇报,并提出整改意见。2000年11月30日,市民政局再次向市政府汇报情况,列举全市16个乡镇中,14个乡镇发生了非法撤换村官等问题。2001年9月,国家民政部和湖北省民政厅又专门到潜江调查。随后,潜江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发出通告,要求各乡镇党委、政府开展自查自纠,实行整改。但这之后,潜江市各乡镇撤换村官的势头并没有得到遏制。民选村官被非法撤换,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民选村官上任后要查村账的、公开理财的,基本会被赶下台;不积极配合征收税费的、措施不硬的,下台;不是乡镇干部亲信的,往往被架空和闲置一边。而公开的理由则通常是“工作能力差,完不成任务”,“搞内耗,与村支书闹不团结”等。浩口镇新村何先贵自1999年担任村主任以来,就因为要查村账和“征收税费不力”,竟然一届任期未满,已是“五上四下”。对于民选村官被非法撤换的深层原因,潜江市民政局局长刘晓英的理解是:“一方面,乡镇干部的民主意识没有那么高;另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