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山文化是至今仍集中保存于湖南中部、西南部的一种古老的原始渔猎文化,目前学术界对这一界说似乎已基本认同。但从已有的研究论著来看,对梅山文化原始特性的理性分析却尚未展开。本文试从梅山文化的原始数理思维入手,探讨梅山文化的本质特征,解构“梅山”、“张五郎”等梅山文化重要文字(语言)符号的真实内涵,以此来认识梅山文化在湖湘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生成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珍贵的文化人类学价值。我认为,这是进一步深入研究梅山文化应解决的一个关键性课题。一、梅山原始巫术中的“三”崇拜与中国古代数理文化“三生万物”的源流关系“数”是人类把握世界的原初思维工具,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莫不如此。中事”,与后来发展形成的易卦数码推演系统,以及西方毕达哥拉斯学派阐释的“数是宇宙的本原,自然界是受数字支配的”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然而,人类在认识“数”、掌握“数”这个工具之前,曾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迷茫的原始数觉(“NumberSence”)时期。何谓原始数觉呢?原始数觉是人类童年时期对“数”的一种朦胧意识,即觉察数之有无与数之多少的感知能力。它犹如“味觉”、“嗅觉”、“触觉”一样,是人的一种本能感觉。作为一种本能感觉,原始数觉并非人所专有。美国数学家丹齐克研究认为,人和动物都具有某种原始数觉。如,在有些鸟类的巢中如果有四个卵,那么你可以放心地拿走一个,鸟不会觉察;但如果拿掉两个,这鸟通常就会逃走。乌鸦也有某种原始数觉,它能辨别“四”位以下的人数。人类童年时期的数觉范围与某些鸟类一样,也是极为有限的,很少能达到“四”。“所以,在人类文明诞生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三’往往也就成了与原始数觉相应的极限数,并且,因其极限性数位关系历史地常被人们用以表示‘多’的意义。”①许多语言几乎都带有这种早期局限性的痕迹,如英文的thrice和拉丁文的ter,都同样具有双重意义:“三倍”和“许多”。在中国文化中,也能找到这种早期局限性的“痕迹”:如,用“三”座山来指代“很多的山”,用“三”棵树来指代“很多的树”,用“三”根火苗来指代“很多的火苗”,用“三”个人来指代“很多的人”——这就创造出了“山”、“森”、“火”、“众”等汉字(在甲骨文中,“山”是“三座山峰”的象形;“森”是“三棵树”的象形;“火”是“三根火苗”的象形;“众”字下边是“三个人”)。在古汉语中,还直接以“三”(以及三个“三”即“九”)来表示“多”。这种状况反映在中国古代数理思维的集大成之作——《易经》中,就是阴阳两爻的合数和易卦的“单卦”、“重卦”编码都受“三”的制约:首先,易卦的“阳爻”和“阴爻”相加之和为“三”;其次,易卦的八个“单卦”均由“三”根爻叠加而成;再次,易卦的六十四个“重卦”亦均由两个“三”即两个“单卦”进行不同的叠加排列而成。毫无疑义,在中国初民的原始数理思维发展过程中,曾存在一个无法超越“三”、对“三”充满迷惑、恐惧和敬畏的原始数觉时期。通过对梅山文化的发现、发掘和研究,我们惊讶地重睹了那个时期。梅山文化作为一种原始渔猎文化,浸透了原始巫术的因子。古代的梅山人和今天的梅山巫术承传者们,在进山狩猎前要举行“安梅山”的原始巫术仪式。所谓“安梅山”,即给“梅山神”设坛并举行祭祀。安“梅山”要用“三”块石头或“三”块瓦片架在猪、牛踏不到的僻静地方,或安在“三”岔路口的古树下,表示梅山神在此;土家人安梅山大都选在屋角右侧空坪中的隐蔽洁净处,用岩石砌“三”面墙,上盖一块岩板,前面空着为门;猎人到了山上,如果发现野兽脚迹,要扯“三”根茅草,把草尖挽个疙瘩,放到“三”岔路口,拿块小石压上,这叫“封山(封三?)”;还有的猎人进山之后,随手折一根树枝,向这个山扫一下,向那个山扫一下,再绕自己所在的山头扫个圈(三座山),然后盘腿而坐,口念咒语,名为“下法”。——传说这样做了,野兽就会“迷”路,总是在山里转来转去,不会逃走。②在这里,我们注意到了梅山巫术的原初仪式对“三”这个数字的广泛运用,更注意到了这个仪式对“三”的运用是将其作为一种神秘力量来“迷惑”野兽!这与古汉语中和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诸多中国民间宗教仪式及道教、佛教中对“三”这个数字的用法是不一样的——虽然它们在无意识中也是源于人类在数觉阶段所形成的“三”的心理积淀,但梅山巫术的用法更为古老,是对原始数觉“极限数”——“三”的“迷惑”特性的直接运用,属于一种更典型的原始数觉的“原生态遗存”。梅山巫术中这种用“三”来“迷惑”动物的原始数觉特性,是梅山文化的一个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特征。这一特征除了在上峒梅山的山林狩猎活动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外,在中、下二峒梅山的水域平原农耕渔牧活动中也有反映。如,具有梅山神力的中峒“活梅山”在放鸭时,要用一根竹尖鸭梢“朝天划三个弧圈,再向前摇晃三下”,据说这样做了,鸭群就会朝着他指定的地点而去;而且到那里后,只“在鸭梢圈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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