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学》读书笔记.docx

《中
20135000 徐雪婷
首先，与以往的诗学研究不同，叶维廉的《中国诗学》多采用中西比较的方法来阐述如何正确的研究中国诗歌。特别是受到西方文明冲击以来，对中国诗学乃至中国文学造成的莫大影响，对固有的、优良的诗学传统的摒弃，以及西方式的研究解构中国古诗美感等现象，作了详细说明。并在找寻原因的同时，提出了更为理想的“感受”中国诗歌的方法。
本书分为三大部分，就纵向来说，按照先古代后现代的顺序，讲中国古典诗歌；就横向来说，叶维廉连接了中国与西方的文学，并多角度的分析在文学形态、理念不同背景下，中国诗歌最独特的地方，而我也将阅读的重点放在了诗歌的前两章，着重探究中国古典诗歌的相关理念和美学观念。
本人的读书笔记会按照《中国诗学》的目录写作，基本以以章节概括、重点阐释和所感所悟三部分组成，有时也会有拉通某一知识点单独作为笔记进行整理。
中国文学批评方法
概括
本节是全书开篇，反映了叶维廉基本的研究方法——比较（中西方）。中国文学批评方法与西方相去甚远，其根本是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导致在文学形式上的不同，进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批评方法，并阐述了中国文学批评方法的利弊。还需要明白的一点是，叶维廉并未对西方文学批评方法持否定态度，而是指出中国诗歌的研究刚应该有“中国特色的研究”。
感想
从流传下来的文献我们可以知道，中国古典文学实际上是从中国古典诗学中孕育而生的，并且一直保有诗歌深深的烙印。
诗歌重意象，在中国的古诗中甚至可以看到许多意象的“堆砌”，可是展现在人们眼前的却是一个完整的空间，完整的事件。诗歌重悟，往往有意犹未尽之感，读到起兴之处，却又戛然而止；混沌之中，某一句却又醍醐灌顶，酣畅淋漓。诗歌用有限的字词包含了无限的意义，对一首诗歌的理解往往也不能够全尽。以上主要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特点，对此感性的中国人创造了丰富的诗歌，西方文化的主流是追求理性，这点早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期就有了显著特征，追求真理，客观而正确的认识世界和自己，演绎和推理占据了他们文学（广义）的大部分。
文学批评对象的差异性势必造成两者研究手段的不同。比较好理解的是西方的研究方法是通过一系列既定的程序展开的，包括法则、始、叙、证、辩、结，环环相扣，也印证了西方人对逻辑、演绎的重视。而中国的批评方法更像一种“主观的感受”。首先，由于诗歌重视意象描写和意境的营造，要求一种代入感，这是读者与作者的紧密相连，也是与“当时”的血肉联系，所以读者与批评家不能站在文本之外，企图客观地品评一篇作品，这正与西方理性相反。其次，中国诗歌语义多重化、语法不规整化造成诗义的多元，或者更为直白地讲，诗歌义无穷。中国批评追求“言简义繁”，西方追求“言繁义简”，为了论证某一现象和观点，往往举出一堆例子，证明其合法、合理性。中国品评诗歌的著作——诗话，更注重点到为止，既不会像“泡面”一般解释某一句话，也不会运用大量例证去求证什么，只再次与诗人一样营造一种相似或相异的意境，进入其中。比如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中写：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与“杜宇声声不忍闻，欲黄昏，雨打梨花深闭门”，同一黄昏也，而一为欢憨，一为愁惨，其境绝异；“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与“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同一桃花也，而一为清净，一为爱恋，其境绝异；“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与“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同一江也，同一舟也，而一为雄壮，一为冷落，其境绝异。
叶维廉先生之所以要将中国文学评论方法与西方做一比较，更重要的是与五四以来过分追求在理性、逻辑上对中国文化批评给予有力反击。中国文化根基决定了中国特有的文学批评方法。
当然叶维廉先生也不全然支持中国文化批评方法，因为其太过于强调一种“悟”的东西，其不确定性往往更大，受众面也会相对窄。就这一点，我的看法不同，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诗人的属性决定了他们写的东西不具有普适性，一个人对诗作的理解又与个人的知识水平和经历有密切关系，所以主观性较大，所以诗作的品评也更具有一种私密性、独特性。想来诗人写出诗，也并不期待所有人明白他的心境。“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并不强求。
中国古典诗中的传释活动及其相关
（一）中国古典诗中的传释活动
概括
这一节主要讲了诗人创作诗歌所要传达的东西与读者接受到的、理解到的意义之间的联系。依照中国语言语法的特点和传统诗学的特点两方面来探讨。就形式而言，文言的呈现方式上，不能进行语法上的解读，也不能简单地用白话理解诗歌；就内容而言，一是诗歌最重要的是它独特的意象与意境，而不是它的主题；一是诗歌意象的包容性，要求读者进入诗歌，感官活动进入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