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诗风的衍变.doc.doc

建安诗风的衍变《》,但在解释“建安风骨”时,基本上是沿用刘勰《文心雕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时序》篇) 这两段话,由于受骈体的限制,有的地方表述得不很清楚,也不尽符合建安时期文学创作的实际。首先,建安时期诗歌的内容和题材范围,并不都是“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之类。试想,一班吟风弄月、流连光景,只顾在诗歌中述说恩宠荣耀的际遇,描绘宴集酣饮的盛景的诗人及其创作,怎么可能是“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产物,这种诗的情辞格调又怎么会“梗概而多气”呢?很显然,在这里,刘勰除忽视了时间上的阶段性和文体上的发展演变以外,他在《时序》篇提出的“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关于文学和现实关系的~系列精辟见解,并未完全贯穿到对于建安诗歌的论述中去,他没有着眼于这一时期诗歌的发展变化,而把“建安之初”和“建安之末”混为一谈。其次,刘勰不提魏武对建安诗歌的开创之功,只讲他“雅爱诗章”是不够的。对“文帝、陈思”的评述,也过于笼统。“建安之初”,曹氏兄弟尚在童年时期。建安元年(公元 196 年)曹丕仅十岁,曹植只有五岁。即使史籍中关于曹丕“年八岁,能属文”,曹植“年十岁余,诵读诗文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的记载是事实,也不能把他们列在“纵辔以骋节”的领衔地位上。就是到了建安中、后期,曹丕、曹植也不能一概而论。曹丕最大的贡献不是在写作五言诗上,甚至可以说不在诗歌方面,主要是在文学理论的建树上;曹植虽然大量写作五言诗,但他最好的五言诗即不是“建安之初”写的,也不是建安年间写的,而是在魏文帝黄初至魏明帝太和年间产生的。再次, “建安”作为年号纪年是二十五年,即公元 196 年至 220 年,但作为文学发展的一个独立阶段,它的上限应早于 196 年,而下限应延长至魏明帝太和年间,即曹植去世为止,大约有四十多年。在这段时间内,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有很大变化,同样,在文学上,也有一个衍变过程。一建安诗歌的衍变过程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汉灵帝中平年间(公元 185 年至 189 年)开始。这一阶段的时代特点是: “中平以来,天下乱离,民弃农业,诸军并起,率乏粮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在河北,军人仰食桑葚,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赢,民多相食,州里萧条……”(《资治通鉴》卷六十二)。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曹操应运而生。曹操是历史上罕见的桢干之材。《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称他是“运筹演谋,鞭挞宇内”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鲁迅也说: “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他兼并群雄,统一了北方。他思想先进,忧时悯乱,对政治与社会问题的感受和见解敏锐深刻。又是一个“雅好诗书文籍, 虽在军旅,手不释卷”(《三国志·魏书》卷二《文帝纪》裴注引),长年勤学专思的人。得力于此,他才能写出《蒿里行》、《薤露行》、《苦寒行》、《却东西门行》一类作品。钟惺评《薤露行》说: “道尽群雄病根……汉末实录,真诗史也。”(《古诗归》卷七)刘履说《苦寒行》是曹操“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卷,横槊赋诗”(《选诗补注》卷二)而成的“乐章”。《短歌行》、《龟虽寿》、《观沧海》等则是作者进取精神、理想及胸襟的艺术表现。对于曹操诗的特色,历代诗论家们几乎众口一词地用“自然沉雄”(周履靖)、“沉雄俊爽,时露霸气”(沈德潜)、“古直悲凉”(方东树)等词语加以称许。曹操这种诗风的形成是与他的思想境界和生活态度分不开的。胡应麟概括曹操其人其诗说: “魏武雄才崛起,无论用兵,即其诗豪迈纵横,笼罩一世,岂非衰运人物。”(《诗薮》外编卷一) 而“建安七子”中的王粲、刘桢、陈琳等人的早期创作,则与曹操的诗风相近。王粲“文若春华,思若涌泉”(《曹集铨评·王仲宣诔》)。《三国志·魏书·王粲传》也称他“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然正复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著诗、赋、论、议垂六十篇。”王粲十三四岁在长安时,受到左中郎将蔡邕的赏识。说他“有奇才”,蔡氏“倒屣迎之”,把家藏的书籍文章,都送给了他。他是汉朝三公之胄,但他生不逢时,十六七岁时,从长安逃到荆州,投奔刘表,在那里滞留 15年,不受重用,深昧奋进之路被阻之苦。《七哀诗》“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和《登楼赋》“遭纷浊而迁逝兮,漫逾纪以迄今。情眷眷而怀归兮,孰忧思之可任”,较深刻地反映了动荡的社会现实,抒发了他的坎坷不遇和内心痛苦,以其与曹操的作品相比,尽管有壮阔、纤巧之别,但胸襟怀抱、思想格调确有相通之处。可以说,归曹以前,王粲的诗是具有“建安风骨”的。无疑,陈琳的代表作《饮马长城窟行》也属同一类。刘桢是一个很有个性的诗人,钟嵘誉之为“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诗品》卷上)。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