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新旧之争”和中国新诗文体观的建立李白黄鹤楼4句古诗.docx

“新旧之争”和中国新诗文体观的建立李白黄鹤楼4句古诗

　　 　　文学革命发生后，摆在新诗面前一个迫切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就是对于新诗之“新”质的甄别。新诗何以被称为“新”诗？“新”诗不一样于“旧”诗的质素到底有哪些？新诗怎样超越旧诗而成为一个新的文体？面对“旧诗人”的质疑和“新诗人”的迷惑，新诗自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一个自我身份确实认之旅——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新旧分辨工作。能够说，新旧之辨伴伴随新诗成长的每一个年轮，直到现在，这种文体认同的建构工程依然没有完成。
　　一、“诗的内容”和“自由形式”的统一：新诗成立的充要条件
　　众所周知，新诗的文体成为一个“问题”肇始于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其废除格律、不讲对仗之论和自由自在的白话诗创作，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有关诗的文体要求性，“推翻词谱曲调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胡适称这种新的诗学行为“诗体的大解放”，称其为“八年来一件大事”。不过，早期诗体解放的注目之处乃在文白和格律等形式层面，而对于“诗的内容”似乎无暇顾及，这既是嗣后文体家所不满意的地方。
　　不论是新旧之间，还是诗文之间，“诗的内容”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新诗首先要“新”，能够新在“白话”、新在“自由”，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还需要更深入，新诗还必需是“诗”的，诗的内容、诗的思维，这是新诗成立的基础条件，也是新诗建构的必由之路。闻一多说，“诗底真精神其实不在音节上。音节究属外在的质素……幻想、情感——诗底其他的两个更主要的素质。”朱自清也说，“形式不足尽凭：从表面看，似乎诗要押韵，有一定形式。但这并不一定是诗的特色。散文中有时是诗。诗中有时也有散文。”废名更是提出新诗的新精神在“诗的内容”的理论家。废名不一样意胡适等将旧诗词中使用白话的部分认作是白话新诗，因为在她看来它们全部是在“一个性质之下利用文字”而已，其内容并没有什么新原因。所以她坚持，新诗和旧诗的区分，最关键的尚不在于白话和不白话。新旧之其余界限在哪里呢？在于诗的内容。根据废名的看法，“旧诗的内容是散文的，而其文字是诗的文字”，新诗则反是，新诗是“诗的内容，而写这个诗的文字要用散文的文字。”她指出，因为缺乏对诗的内容的认识，加之“对于已往的诗文学认识得不够”，胡适的“诗体大解放”理论不可避免地就显得“前提夹杂不清”，所以她对胡适的革命理论进行了主要修正，“我们只要有了这个诗的内容，我们就能够大胆的写我们的新诗，不受一切的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我们写的是诗，我们用的文字是散文的文字，就是所谓的自由诗。”
　　废名大约是以“内容”来判别诗歌新旧最有建树的诗论家了，其在有关新诗的讲义中曾数十次强调，新诗一定要表现出一个“诗的内容”，这是区分诗歌新旧最关键的标准，也是新诗建构最关键的问题。她将“诗的内容”不但列为诗文之其余关键原因，也看成是新旧之其余关键所在。在她看来，文言白话也好，格律典故也好，全部不是新旧区分的关键原因，因为很简单，新诗用的是白话，旧诗则用的是“近白话”，二者的区分不是根本性的。假如老是在这个表面问题上打转，直接后果不但是新诗失去了存在依据，旧诗也会失去了存在意义。“我前说，旧诗的内容是散文的，而其文字是诗的文字。”在她眼里，没有这个“诗的内容”，不论是用白话写的自由诗，还是用文言文写的格律诗，统统全部应纳入“旧诗”行列。以此为标准，她对诗歌新旧的判定恰恰和胡适相反：胡适所推崇的元白系白话诗不过是部分分行的非诗文字，而胡适所反正确善用典故的温李派格律诗，反倒是更靠近当代自由新诗。废名所强调的“内容说”，在新诗坛是不乏同调的，1950年代，郭沫若就说，“单从形式上来谈新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关键还须得看内容……”
　　那么，什么又是“诗的内容”呢？在废名那里，所谓“内容”不单纯是题材、专题、思想、情感等某首先的东西，而是一个从内质、感兴直到境界的综合效应，即由诗质的真实、新鲜、饱满，和写作状态的当下感兴、“横竖乱写”等所组成的有机整体。在废名看来，抓住了“诗的内容”，这个
　　“纲”，新诗的全部“目”自然会顺理成章，也就是说，新诗文体成立的关键在于“诗的内容”即诗性能否建立。她说：“我们只要有了这个诗的内容，我们就能够大胆地写我们的新诗，不受一切的束缚。
　　‘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我们写的是诗，我们用的文字是散文的文字，就是所谓的自由诗。”今后前提出发，她认为胡适的“第四次的诗体大解放”理论提法没有多大问题，问题是把前提搞错了、把本末颠倒了，不是有了自由的形式就会自然产生新诗，而是有了“诗的内容”，再用“散文的文字”写诗，新诗文体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