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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市一段记忆一所小学,一座城市的记忆
几年前,北京的小学接二连三地降低,我总认为天龙东里小学不会拆迁或合并到其它小学,因为它是一个有着上千学生的大校。 　　其实,我的“总认为”正确地说应是“总期望”,期望天龙东里小学永远敞开在广渠门大街,成为我京城漂泊的一个暂时歇脚点。自己初到北京4年的时光全部在这儿,认识的熟人也多在这儿,对它的精神皈依算是融到血液里了。离开天龙东里小学后,我只回访过一次,第二次登门却是一片废墟,学生早已分散到其它学校了。我徘徊在废墟前,像只觅食归来忽然没了巢的鸟儿,满是无家可归的伤感。
　　天龙东里小学最终只成了我记忆深处的家乡。
　　从“爸”到“叔”的新鲜感
　　我是1996年9月1日到天龙东里小学当清洁工的。能到学校干活,有些翻身做主人的感觉:管吃,和北京的老师学生吃一锅饭,有肉有菜,随便吃;管住,虽是一间油毡搭铺的简易房,可就住自己一个人,业余读书写字很是幽静。天天和一帮小学生在一起,说说笑笑,其乐融融。我总想象着1949年中国人站起来的喜悦,也就是自己到天龙东里小学当清洁工的心情吧。
　　说是清洁工,其实是杂工,除了清洁4层教学楼,还要浇校园里的花草,修理各班的桌椅,再蹬着自行车外出取送文件,那时学校没有传真机,全部的文字材料传送全部靠自行车跑。一天忙忙碌碌,可心里总是乐开了花,我沉醉于和北京人一起工作和生活的新鲜感中。
　　在甘肃秦安农村老家,没有“叔”这一称呼,全部是姓氏加一个“爸”,称呼父亲的弟兄就叫二爸、三爸、四爸之类的“数字父亲”。到了天龙东里小学,忽然被很多城里娃叫“李叔叔”,心里尽是新奇和兴奋。
　　再让我感到新鲜的是每七天一的升旗仪式。我是躲在自己屋前的大树背后看升国旗的:1000多学生穿着一样的服装,排着整齐的队伍,多个学生抬着国旗正步绕操场一圈,然后走到升旗台,这时义勇军进行曲响起,伴随五星红旗的冉冉升起,嘹亮的国歌声便响彻校园。以前在农村老家上学,一年半载才升一次国旗,大家全部穿得破破烂烂,乍看就像一帮叫花子,升国旗唱国歌的威严便逊色了很多。现在我即使躲在暗处旁观,可心里充满升国旗的庄重感。
　　还让我感到新鲜的是城里娃娃的劳动。那时学校冬天靠烧煤供暖气,每十二个月10月就运来50吨煤,先堆在操场,再一点点倒腾到音乐教室旁边的旮旯里。这么一山煤,天天下午自习便由六年级的4个班轮番着帮我们校工运煤。我们大人用架子车往里推,四五十个小学生用簸箕和塑料袋往里端和背。一帮小学生被煤黑得没了人样,唯有微笑时露出的牙齿才显出一道白。她们搬煤总是争先恐后比着看谁运得多运得快。这热闹场景,让我想起电影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重大工程中大干快上的劳动竞赛。
　　一山煤愣是被她们蚂蚁迁居搬到煤棚里,3米高的煤堆,极难想象是由一帮城里娃娃一点点垒起来的。原认为北京的娃娃全部是小皇帝,四体不勤,谁料她们干苦力活如此生龙活虎。
　　以最朴实的方法报答北京人的恩
　　一次我掏垃圾道掏出来200元,便上交到雷冠英校长手里。谁知道第二天我便成了学校的“明星人物”,全校师生除了捐给我好多衣物,还邀请我去班里讲拾金不昧和艰苦奋斗的事。看着黑板上写的“向李叔叔学习”的大标题,学生们争先恐后地讲述着我的种种功劳――一个清洁工的点点滴滴竟被一班小孩串串拎出来赞扬,我心中最柔软处颤动个不停,眼泪哗啦啦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