鲲鹏意象的“误读”.docx

鲲鹏意象的“误读”
　　作为一种文学意象，“鲲鹏”出现频率之高，是其他文学意象难以相比的。随着后代文学创作的不断刷新，这一文学意象也逐渐积淀了新的文化意蕴。无论作为文学意象，还是作为文化现象，鲲鹏都是自由翱翔于天地之间的象征，成为特别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符号。
　　其实，鲲鹏诞生时，并没有这种诗意的内涵。众所周知，这一意象出自《庄子·逍遥游》。然而，《逍遥游》中的鲲鹏并不能真正地自由翱翔。虽然翼如垂天之云，振翅而飞，激荡千里海潮，搏击狂飙，高翔万里云霄，但是在飞往天池时，必须借助海潮的运动；离开天池时，也必须借助六月的大风。之所以能飞上九万里高空，背负青天，无物可挡，乃因为“风斯在下”，托起了它的“大翼”。否则，即便这样的庞然大物，也无法自由翱翔，更不用说扶摇而上九万里云空。为说明这一现象，庄子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则胶矣，水浅而舟大也。”浮物能否飘起，完全取决于浮力的大小。坳堂之水，只能浮起草芥，不可浮起水杯。同样，如果“风之积也不厚”，无力托起大翼，鲲鹏也会重蹈“置杯则胶”的悲剧，最多不过像斥鴳那样“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也就是说，鲲鹏
翱翔于九万里高空，必须依赖于外部条件——狂风，即庄子所说的“有所待”。
　　庄子创造的鲲鹏意象旨在说明：在宇宙自然中，无论是直冲云霄的鲲鹏，还是“翱翔蓬蒿”的斥鴳，无论是不知日月春秋的朝菌蟪蛄，还是以千百年为一季的冥灵大椿；在人类社会中，无论是超然物外“辩乎荣辱”的宋荣子，还是“御风而行”泠然轻飏的列子，都有一定的度的限制，只是量的差异，没有质的区别，所以都是“有所待”，不可能达到“逍遥”的自由境界。唯有“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即超越现实，顺乎自然，游心无待，才能真正达到“逍遥”的自由境界。天地之间，能够达到这一境界的人，也只有“无己”的至人、“无功”的神人、“无名”的圣人。换句话说，即使是翱翔九万里的鲲鹏，也无法达到“逍遥”的自由境界。
　　那么，在中国文学或文化中，鲲鹏如何由“有所待”而转化为自由翱翔的象征呢？
　　鲲鹏意象的内涵转换，始于魏晋。魏晋文人一面不能忘怀世俗，追求身名俱泰；一面又要越名任心，追求任诞逍遥。这种深刻的内在矛盾，打破了心灵的平衡。因此，他们就渴望在庄学中寻找到一丝精神慰藉。而庄子的境界，他们又无法企及，于是乎，只好通过将庄学世俗化的方式，寻求安顿身心的法门。介于现实与自由之间翱翔飞举的大鹏，也就成为当时文人的心理寄托对象。
通过对鲲鹏的哲学内涵世俗化、意象内涵诗意化的转换，试图重构已被打破的心理平衡。
　　哲学内涵的世俗化，始于郭象。其《庄子·逍遥游注》题解说：“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鲲鹏翱翔云空，斥鴳悠游蓬蒿，虽有大小差别，但生存于不同的空间，都能自得其性。而所有事物只要顺乎本性，称乎所能，且又符合各自差异的本性（性分），就是一种逍遥。也就是说，鲲鹏翱翔云空，斥鴳悠游蓬蒿，在逍遥这一点上，二者是没有差别的。同样，“有待”与“无待”也无本质差异。《逍遥游注》又说：“有待无待，吾所不能齐也；至于各安其性，天机自张，受而不知，则吾所不能殊也。夫无待犹不足以殊有待，况有待之巨细乎！”世间万物，只要安于天性，动应自然，有待无待，就是一种无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