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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余虹余虹教授
在大多数优异的知识分子那里，信念的选择和坚守，并非来自内心强大的精神动力，而是来自孤注一掷的赌博。 　　哲学性的自杀，或说诗性的自杀，这在我们这个时代，早已是一个遥远到陌生、陌生到缥缈的话题。为个体的尊严、为衰败的文化、为高贵的理想而殉身，是英雄时代的事业，是苟且时代的哀吟。当一个人诗性的生命能够深深的锲入她所在的时代最艰苦的迷惑，那么，壮烈的死亡将成为对一个时代难题最深刻的呼应。
　　王国维一头扎入昆明湖，正是如此；海子横卧于咆哮而来的火车前，亦是如此；余虹先生的自杀，亦应作如是观。
　　对学者，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学者而言，这个时代最可怕的特征，除了必需忍受时代精神所带来的虚无、焦虑、荒诞、绝望，忍受家园的丧失、价值的沦亡之外，愈加尖锐而直接的生命境遇，是高校的日益行政化和学科的日益碎片化所带来的压迫感、分裂感和孤独感。
　　每一个人全部在各式各样的心物交感中体认生命的意义，即便是生活在孤岛之上的鲁宾斯，只要相信一个全能的上帝，便能够继续生存下去。不过在我们今天，人不仅失去了和传统的关联，和神圣的关联，甚至人和人之间，也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关联。
　　假如说，80年代的知识分子群体还能够在基础共识的基础之上，建立起各类的思想共同体或学术共同体，这种共同体还能够给人同声对应，同气相求的力量，那么，到了90年代尤其是二十一世纪以后，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已经死亡，代之而起的是多种多样的技术“教授”，专科“学者”，每一个人全部用厚厚的障壁，圈住自己的领域，囿于各自越来越狭小的专业，形成越来越狭小的圈子，相互隔膜，互不相通。
　　庄子面对她的时代，发出这么的浩叹：“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致。道术将为天下裂。”战国道术之裂，缘于圣王不再，裂于思想，而对今天的知识人而言，道术再次断裂并破碎，一个令华夏2021余年文人孜孜以求的终极性之“道”早已消失，距离我们今天切近而遥远的80年代理想主义也已经被湮没。这个时代最严重的问题并不止于所谓“改革共识”已经破裂这一类政治社会表面的问题，而是在根本意义上维系一个共同的意义世界的平台已经消失。
　　详细来说，便是伴随当代学科的日益狭隘化，日益互不相通，每一个人在自己的领域从事她们的学术工作或思想工作，构建她们的意义世界的时候，因为缺乏一个共通的交流平台，相互全部成为孤岛。思想和学术，不再贯通天地，不再抚慰人心，不再E下求索，不再安身立命，而成为书斋中的顾影自怜，喃喃自语。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说：“在鲜明的期望和恐惧之间不能确定，是会使人痛苦的；可是假如在没有令人慰藉的神话小说的支持下，我们仍期望活下去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需忍受这种不确定。不管是想把哲学提出的这些问题忘却，还是自称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些问题确实凿无疑的答案，全部是无益的事。教导大家在不能确定时怎样生活下去而又不致为犹疑所困扰，可能这就是哲学在我们的时代依然能为学哲学的人所能做出的关键事情了。”
　　在罗素那里，哲学已经失去了“改造世界”的雄心壮志，但尚能够为学哲学的人提供安身立命的依据。而到了我们今天，最切入现实的表述则是刘小枫先生在拣尽寒枝的“序言”中说到她的一个心愿：“想要清楚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