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除渣设备“除渣”和“去蔽”.docx

除渣设备“除渣”和“去蔽”
民间记忆能够丰富历史,但不能替代历史 　　民间和民间记忆,已成为近十明年文化、文学界的热门话题。陈思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的“民间”概念①,提供了文学史研究的新视角,在学术界影响很大。“民间”概念的出现和受追捧,表现了90年代以来启蒙话语受挫后知识分子寻求新的话语权和话语方法的努力。虽有泛滥之势,但似乎有学术层面上“去政治化”的功效。
　　但文化界和文学界的“民间热”情形要复杂得多。当下中国经济腾飞,国人自我感觉超级膨胀。部分文化人越来越重视本土化,越来越强调地域性、民族性。有些人鼓吹汉文化的伟大复兴,有些人宣扬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众多文化名人签发文化复兴宣言,有些文教管理机构和学界人士发倡议编教材要中小学生尊孔读经。“民俗、民间文化热”、“非物质文化遗产热”等,也有这么的背景支撑。也正是在复兴中国文化浪潮的背景下,文坛兴起汉语写作热、方言写作热、地域写作热和“中国经验”热,包含诗歌界闹得沸沸扬扬的“民间”写作、“民间”诗刊。因为当下中国的经济奇迹使得部分国人急于从文化上证实自己,便出现了把文化等同于传统文化,把传统文化混同于民间文化的倾向。所谓的“民间”立场、“民间”精神,俨然成为一个不证自明的文化“真理”和通畅无阻的艺术评判标准。
　　我同意陈思和有关20世纪以来中国文化三大格局的划分,即“国家权力支持的政治意识形态、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外来文化形态和保留于中国民间社会的民间文化形态”②,它们相互独立又不停变动。90年代民间理论的最初提倡者们立意并不是要取消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而是要知识精英放弃话语霸权改为对话姿态。但我认为,中国启蒙话语空间一直狭小,从未“霸权”过。官方文化利用民间文化排斥精英文化倒是普遍情形。民间文化在很多时候和官方权力话语结成同盟,其中还保留了大量旧文化残渣。
　　作为一场以精神价值重建替代直接的社会改造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启蒙思想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价值进行了多方面审阅,其中也必定包含对民间文化的审阅。民间文化中保守和落后的一面在李大钊、鲁迅等笔下受到淋漓尽致的批判,这种批判在今天依然是有力量的。“审父”的新传统薪火相传,仅文学领域而言,不论是30年代文艺大众化讨论,还是40年代工农兵文艺运动;不论是“十七年文学”的红色经典热,还是新时期的寻根文学潮;不论是前半个世纪的“张恨水热”,还是后半个世纪的“金庸热”……当然还有世纪转型期的“民间热”。表面上看,“民间”一直处于时尚状态,但其间或隐含或彰显的对“精英价值”的贬抑倾向、“反智情结”,一直受到知识界的质疑。其“泛民间化”和“圣民间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一直受到知识界的警惕。
　　在世纪转型期依然坚持启蒙立场的论者看来,走向民间和认同大众,不管这种认同最终指向的是以传统农村文化形式为主体的民间俗文化还是商业模式制造出来的城市大众文化,全部不可避免地会使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批判性受到伤害。在任何时代和任何社会条件下,知识分子在根本融入“民间”以后便会失去本身的立场。完全认同“民间”的结果只能是知识分子自我人格的“侏儒化”③。在前当代、当代、后当代三重实境和语境绞织的当今中国,很多陈旧观念和传统文化仍然扭曲着自由人性,以“民间”的名义否定启蒙、否定知识分子本身价值在现实中危害甚大。
　　多年来,有关民间记忆的论著也成热点。有些人写作野史记:200年来中忆碎片在网上公布。陕西合阳县农民侯永禄,仅有初汉字化程度,坚持写了近六十年的日志以农民日志为名出版。很多媒体从体制、军事、经济、外交等总结1949―2021年这段历史。比如南全部周刊选择用私人生活史的视角管窥时代的变迁,以“小我”观“大我”,志在留存一些属于民间的历史和记忆;一本题为共和忆60年:编年纪事的书,有感于中不足,后人在了解历史时缺乏最基础的参考,也使历史缺乏了很多应有的生趣④,专门选择记忆深处的那些民间往事,也不失为“民间记忆”的参考文本。在新时期以来的历史总结中,也有不少鲜活的民间记忆论著。1978―2021民间记忆从春节联欢晚会、高考试题到少林寺,关注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关注这三十年的歌曲、民谣、小说、影视、诗歌中含有代表性的重大事件和社会现象,更关注民间视野中展现出的国家重大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关系事件⑤;一样写近三十年,新京报打破多数报刊营造喜庆气氛的应景式报道模式,经过“民间”视野反应大事件,解读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风雨征程⑥。尽管这些论著全部无一例外地避开了一些敏感的政治话题,但她们有关现代中忆,丰富多彩、鲜活生动,已组成后人了解现现代中忆相对于官方记忆而言。显然,这些民间记忆文本,含有不一样于官方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