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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节俭悖论到适度节俭
　　摘要：对节俭理论的模糊认识不利于循环经济的发展。西方经济学的“节俭悖论”对资源环境带来了实践上的悖论，与循环经济的目标和要求大相径庭，无法成为发展循环经济的理论基础和政策依据。因此，亟需构建一个与循环经济相协调并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节俭理论。适度节俭是走出“悖论”，实现循环经济的突破口，是妥善处理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关系的理性选择和有效途径。
　　关键词：循环经济；节俭悖论；适度节俭；储蓄；消费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07)02―0021―04
　　
　　循环经济的闭路循环模式(资源―产品―消费一再生资源)，是对传统的线性模式(资源―产品―消费―垃圾排放)的改进。从其操作原则即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替代化和再生化上看，减量化居首，因此，这种模式本质上是一种节约型的生态模式，是应对不可再生资源逐渐耗竭的首选方案。然而，从上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提出这个概念，到70年代一些发达国家不同程度地付诸实践，历时
40多年，成效并不显著，资源瓶颈、环境的不可支撑问题仍然困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实践的基石，理论上的不完善必然导致实践中的困惑和迷茫。通过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轨迹与实践效应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造成循环经济模式难以奏效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对节俭理论的模糊认识。其根源在于西方经济学的“节俭悖论”对资源环境带来了实践上的悖论。因此，对节俭悖论进行深入研究，探寻循环经济顺利运行的理论突破口，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节俭悖论的产生
　　
　　从人类从事生产活动的根本目的出发，倡导节俭或鼓励消费都是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进而满足人类的需要。倡导节俭或者鼓励消费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对节俭的不同态度可表现为单个家庭的节俭衡预算与单个家庭的扩大消费、国家的赤字财政两个完全相悖的增长方式上。然而，通过考察西方经济发展史，可以发现，经济实践中这两个完全相悖的模式却同样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18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古典主义崇尚节俭的自由放任时期，资本主义由原始积累快速走过产业革命的初期到达成熟期，生产力得到空前发展。据
W．W．罗斯托的研究，1705―1785年世界工业年均增长率仅为1．5％，而1780―1830年达到2．6％，1830―1840年为2．9％，1840―1860年达到3．5％，1860―1870年为2．9％[1]。20世纪30年代，在凯恩斯提出节俭反论后的国家干预主义时期，实施反节俭的赤字财政政策将陷入深度危机的资本主义解救了出来。1945―1960年，美国的GDP增长22．98％， 1960―1968年增长42．05％。
　　同时，经济实践中这两个完全相悖的模式也同样会造成经济的停滞甚至倒退。古典主义的节俭论虽然帮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产业革命，但其后却引发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此起彼伏。这种危机在1922―1933年达到顶点，导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极度萧条。1932年较1929年，美、英、德、法工业总产值分别下降了78．8、16．6、45．4和42．9个百分点。失业率急剧上升，其中美国高达25％。凯恩斯的反节俭的赤字财政政策虽然使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脱离了生产过剩危机的泥潭，但其后却带来了经济“滞胀”的危机。这种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经济“滞胀”，在
20世纪70年代将西方国家卷入了经济衰退的漩涡。美国1977―1980年的通货膨胀率分别为6．5％、7．5％、11．5％和13．5％；失业率分别达到了7．5％、6．1％、5．8％和7．1％。这严重动摇了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学领域的统治地位。
　　因此，关于节俭悖论，我们应抱着科学和客观的态度对其进行全面的、历史的分析和评判，而不能简单、片面地做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无论是古典主义的节俭论还是凯恩斯主义的反节俭论，以及各自的实践效果，都是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发展阶段以及社会状态相联系的。只有适度的、与经济发展水平及特点相适应的消费和储蓄政策才是合理而有效的，才会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否则，只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唯此，才能正确而理性地认识和把握其理论内涵及其适用性与局限性，并在经济实践中扬长避短、相机抉择。
　　
　　二、传统节俭论使资源环境陷入两难
　　
　　尽管以往的节俭理论(在此，我们称之为传统节俭理论)有其特定的理论与实践依据，在西方经济的特定发展阶段上都起到过促进经济增长的成效。但是将其置于循环经济的框架之中，其与发展循环经济的目标、要求及其路径是否相容，能否作为发展循环经济的理论基础与政策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