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与儒家思想.doc

《易经》与儒家思想之渊源探究儒家思想之起源, 古人把这一工作称为原儒或说儒。自两汉迄于今, 治儒学者多有论及。概言之,主要有如下七说。一是以《淮南子· 要略》为代表的儒学渊源于文武周公之道说, 二是以《史记· 太史公自序》为代表的儒学渊源于六经说, 三是以《汉书· 艺文志》为代表的儒学“出于司徒之官”说,四是以章太炎《原儒》为代表的儒学渊源于“达、类、私”三科说, 五是以胡适《说儒》为代表的儒学渊源于殷之遗民说, 六是以冯友兰《原儒墨》为代表的儒学渊源于“教书相礼”之职业说, 七是以徐中舒《甲骨文中所见的儒》为代表的儒学渊源于宗教性职官说。统观以上诸说, 可以发现, 前人或时贤原儒多是就儒的最初职业角色作文章,而对儒学思想之发生或鲜有论及,或论之不详。笔者认为对儒家思想渊源的追溯, 不应在儒者的身份问题上作太多的纠缠和逗留,而应着力于探讨儒家作为一种学说的起源。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认为儒家“以六艺为法”,《汉书· 艺文志》说儒学“游文于六经”之中, 而六经之中,“易为之原”。基于此, 我们认为, 作为一种思想学说的儒家, 其源头就出自《易经》。一、《易经》的比辅亲和思想与儒家和合思想之萌芽儒家思想的实质与核心是治天下的社会实践,其言仁义、性命、天道,皆落脚于此, 因此, 儒家哲学就其实质来说, 是一种实践哲学。从此出发考察《易经》, 不难看出, 儒家哲学的基本内容在《易经》中已经以萌芽的形式大量存在了。我们首先在《易经》中发现的是儒家和合思想的萌芽。我们认为,《比》卦就是《易经》作者所追求的和睦亲善和安定互助的社会环境的政治理想的显现,也是儒家所倡导的“和合”精神的源头。《比》卦辞云: “比,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从字义上看,比义为亲辅。二程把《比》所体现的《易经》作者的政治理想的内涵揭示得极为透彻。其云:“比, 吉道也。人相亲比, 自为吉道。”“所比得元永贞则无咎。元, 谓有君长之道。永, 谓可以常久。贞, 谓得正道。上之比下, 必有此三者; 下之从上, 必求此三者, 则无咎也。人之不能自保其安宁, 方且来求亲比, 得所比则能保其安。当其不宁之时, 固宜汲汲以求比。若独立自恃, 求比之志不速而后, 则虽夫亦凶矣。”[1]( 第 738 页) 由此可见:《比》卦辞中的“元、永、贞”, 实为比之为道的基本内容。比是保障安稳定吉利的基本方略,是古代领导者必须遵循的君长之道,得此正道就可保国治民安。因此,从《比》的卦象和《易经》作者立《比》卦的宗旨上看,《比》卦所彰显的基本精神无疑与儒家相通。该卦的初六爻曰: “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他吉。”孚者,信也,信之在中也。“信”是后世儒家的基本伦理范畴, 亦为儒家伦常之一。因此,《易经》作者多次提到“孚”, 表明了《易经》与儒学的贯通。但值得注意的是,从《易经》的“孚”既可以引申出后世道家的哲学路线, 也可以引申出后世儒家的哲学路线。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孚”。如果把“孚”仅仅视为主体存养的方式方法, 就走向了道家一途。如果不是把“孚”仅仅视为一种道德手段, 而是落脚于对客观世界的改造, 则走向儒家一途。事实上, 后世儒家和道家对“孚”的不同诠释和践履,在《易经》那里都以萌芽的形式存在了。《易经》作者以“孚信”系于《比》卦之初爻, 意在说明“相比之道, 以诚信为本。”[1]( 第 739 页) 人与人之间相亲辅,必须心怀信诚。以信为始,亲辅于人,才不会有什么咎害。故程颐云:“比之始, 必有孚诚, 乃无咎也。孚, 信之在中也。诚信充实于内, 若物之盈满于缶中也。……若诚实充于内, 物无不信, 岂用饰外以求比乎?诚信中实, 虽他外皆当感而从来。孚信,比之本也。”[1] (第 739-740 页) 朱熹承袭程说,认为: “《比》之初, 贵乎有信, 则可以无咎矣。若其充实, 则又有他吉也。”[2]( 第 86页) 汉人荀爽以象数解释此爻, 认为初六以阴居阳, 处于失位不宁之时, 但其以信诚之心, 上比于五, 因而变化而得正无咎。同时,九五圣王之信广被四海,于是,虽异域殊俗之人,亦来亲辅。[3]( 第 134 页) 可见, “孚信”原则在《比》卦中是作为一种治国方略来使用的。六二爻曰: “比之自内, 贞吉。”此爻以阴居内卦之中位, 柔顺, 中正, 又与外卦九五阳刚相应。《易经》作者以此立象, 意在说明人与人之间的亲辅, 应发自内心, 首先应在群体内部注意和睦团结; 对外亲辅时, 则应坚持一定的主动性, 坚持纯正的动机, 如此而往, 结果定然吉利。六三爻曰: “比之匪人。”意谓当人处于小人的围困之中,此时若盲目地汲汲以求比,定然有失, 此非君子自重之道。因此,人与人之间的亲辅,应注意对象的选择。六四爻曰: “外比之, 贞吉。”六四爻以阴居阴,是为当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