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曹禺《北京人》.doc

读曹禺《北京人》世界上最远的距离——读曹禺《北京人》曹禺先生是善写情感的圣手,不过在惯性的宏大的文学史观的理解中, 他的剧作往往要负载更多的时代使命和历史关怀, 剧作里的情感话语也由此得到“升华”的阐释, 这样向大处的开掘当然不错, 但也多少淹没了剧作家借由情感向人生发问的苦心。他自己说过《原野》是写“人与人极爱和极恨的感情”, 其实,这“极爱”和“极恨”的情感在他早期其余的作品里同样存在,尤其是“极爱”:《雷雨》里蘩漪与周萍的残酷之爱、周朴园对于侍萍的追悔之爱、周萍和四凤的错乱之爱、周冲对四凤的光明之爱,《日出》里陈白露对方达生的不忍之爱,《家》里瑞珏对觉新的无私之爱等等。而在素来被誉为巅峰之作的《北京人》里, 曹禺对于“极爱”之百转千回的描绘也达到了一个顶峰。“静水流深”与“死水微澜”《北京人》创作于 1940 年。就大环境而言,抗战漫长的相持让作家们从“速胜论”的幻梦里沉潜下来,转而沉思民族的出路与未来,致力于探讨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 剧作也用相当的篇幅描画了“今日北京人”的萎顿, 塑造了被精致的文化传统蛀成空壳的生命, 并安排与剧情并不太融洽的“原始北京人”投影在舞台, 成为一尊象征民族血性之源头的图腾; 从小背景而言, 方瑞走进了曹禺的生活, 让他既饱尝爱情的滋润,又困厄于婚姻的痛楚,那种得爱与失爱的焦灼、悲欣交集的人生感受在剧中得到了鲜明的呈现。剧作开篇剧作家特意引用王勃的名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其用意一则表明自己对方瑞的感念, 愫方是作家在构思剧作时最先想到的人物,而且是“想着方瑞而写愫方的”,把他“对她的感情、思恋都写进了愫方是形象里”(1 );一则也是指向剧中人曾文清和愫方“因为懂得, 所以慈悲”式的爱情。惜乎, 剧中的一对佳人却眷属难成,他们之间的欲爱不能不由得让人想起网络上流传的一首诗歌来, 这首托名泰戈尔的诗题为《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其中几句写到: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不是我站在你面前你不知道我爱你/ 而是爱到痴迷却不能说我爱你/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不是我不能说我爱你/ 而是想你痛彻心脾却只能深埋心底/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不是我不能说我想你/ 而是彼此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是鱼与飞鸟的距离/ 一个在天,一个却深潜海底。”文清和愫方的情感是一对素心人的“极爱”,是一对孤独人的恋慕, 就感情的炽热程度而言并不逊于仇虎对金子那般的癫狂甚至狰狞,但是爱情的表现形式却又是极端的隐忍和内在, 他们“在相对无言的沉默中互相获得了哀惜和慰藉, 却又生怕泄露出一丝消息, 不忍互通款曲”(2 )。愫方在曹禺的女性角色谱系里卓尔不群,她不像蘩漪视感情为占有, 她把爱情变成了一种德性, 把执念化作一种牺牲, 把人生对自己的亏欠全换成对自己对爱人的成全:“他走了, 他的父亲我可以替他伺候, 他的孩子, 我可以替他照料, 他爱的字画我管, 他爱的鸽子我喂。连他所不喜欢的人我都觉得该体贴, 该喜欢, 该爱……”(3 )从某种意义上说,愫方其实也是“今日北京人”中的一员,她的以德报怨, 她的无私奉献, 在在体现出传统女性的贤淑静雅, 但她有一种固执“在她的无尽的耐性中时常倔强地表露出来”(4 ),这固执就是对文清“要成一个人”的寄望, 她所有的包容、忍耐、信任、鼓励、支持都于焉而生。文清是作家既爱又恨的人物,也是整部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