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的《白鹿原》是一部深深扎根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向人们展示民族性格与民族灵魂的神功之作,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突出的位置, 堪称整个 20 世纪中国文学夜空中闪耀的明星, 在中国小说史上闪烁着独特的光彩。白鹿原做为清末民初解放前夕中国历史的见证, 可以视为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从政治文化角度看, 其社会结构有以田福贤、岳维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势力, 有以鹿兆鹏、白灵为代表的共产党革命力量, 有以鹿兆谦( 黑娃), 大姆指为代表的农民土匪武装。从民间文化角度看, 有以白嘉轩、鹿子霖为代表的宗法家族团体, 有以朱先生为代表的白鹿原的精神领袖。阶级矛盾、家族纷争、利欲情欲的角逐, 相互融汇交织, 构成白鹿原半个多世纪的“民族秘史”。[1] 作为一部“立足农村叩询我们民族生存的历史”长篇巨制,作家陈忠实用自己独特的理解去观照人生,观照中华民族的生存状态,用丰富的想象和旺盛的活力勾勒出一幅幅 20 世纪上半叶中原乡镇的风云画面,从一定程度上说,不仅为中国文坛也为世界文坛的人物画廊增添了人物形象,例如白嘉轩、朱先生、田小娥等等。《白鹿原》里的人物形象是接近圆满的, 这些人物形象都活在一个封建传统文化占主要地位的年代, 这也是个历史大变革的时代。他们的悲喜苦乐在这个历史大变革的时代中浮沉,他们所遭遇的,所感受的都和这些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以人物为叙述中心,从人物生活境遇的变迁来展示历史的变化。它不像《青春之歌》那样人物刻画如此扁平以致于失去了人本身的情欲,脱离了现实。恶的就是恶的,善的就永远是善的,这样大大减轻了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使读者不能接受其真实性,甚至有可能产生厌恶之感。而作家陈忠实对人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善于从多角度去描绘一个人,给读者一种独特的立体感。这种感觉的由来完全是出于作者的精心构造,以及读者的再升华,再创造。一、仁义的硬汉子——白嘉轩《白鹿原》中的白嘉轩是一个富有文化价值的人物。他的一生, 是实践儒家思想的一生,即“仁义至上”。儒家学说及其追随者们认为:一个人做到了仁和义,自然就实现了人生的价值。具体而言, “仁”的品格是爱人,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义”的品格是指人的行为合乎法度、身份、伦理规范,“义及宜也”,“人之正路也”,具体是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仁义”可以说是儒家思想高高悬起的理想的人格,人格的理想。同时,这也是陈忠实在小说中一直致力于高高悬起的所在。白嘉轩,一个身上浸润着浓厚的封建情致的族长;一个既有着对生活的特殊见解,又有着关中汉子惯有的坚毅与朴实的乡绅; 一个散发勃勃生命力的血性男儿,在他身上古老的文化散发出巨大的力量。他的生存轨迹透露了仁义存则价值存,仁义灭则价值灭的思想观念。白嘉轩家具有“淳厚的祖德”, 这一“祖德”的核心即是“仁义”二字。自白嘉轩上推六代的先人白修身, 在凭借辛勤劳动而还清债务置买了少许土地后, 给每家送去自己地里打下的第一茬麦子蒸出的白馍, 以回报幼年讨饭身处绝境时周济过他的乡亲的馈赠之恩, 使那些未曾接济他的人“更加感动以至羞愧”, 其意即在乡里树立“仁义”的道德精神。因而白家具有仁义的门风,“白家老几辈都是仁义居家”。白嘉轩的父亲白秉德老汉从来不打骂雇工, 绝不克扣雇工工钱,“他和长工在同一个铜盆里洗脸坐一张桌子用餐”,[3]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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